“非道德”地看待企业外迁

　　近来，珠三角地区制造企业“外迁潮”比较引人关注。尽管存在很多解读，但普遍都认为企业外迁是由珠三角地区的成本压力造成的，劳动力工资和福利水平的提高是成本上升的重要因素。这种提高一方面是劳动力市场供需双方地位发生的变化造成，另一方面就是我国新《劳动合同法》对原来“软性化”的劳动者福利“硬性化”规定的结果。

　　市场经济中，企业所考虑的只是收益，如果寻找和迁移的成本能低于地点转移所带来的收益的话，离开是必然的选择，就像当年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的原因一样。但是，将板子打在劳动力成本提高是不合适的，经济的发展目的就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果工资提高都是错的话那发展经济的目标就模糊了。另外，产业的升级是国富民强的基础，纠缠于低附加值的劳动力密集产业对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不利，从产业升级、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制造业企业的外迁并非一个坏的现象。但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均衡，现阶段，劳动力密集产业仍是非常需要的。

　　例如，近期就有某财经电视节目探讨劳动力成本是否是企业外迁的原因。该节目举了广东地区几个企业的员工福利状况，所列企业无不是福利好到令人惊讶。单位解决了员工的所有问题，吃、穿、住、用、行，甚至连员工的父母兄弟的问题都能解决。最后该节目得出结论，劳动力工资上升、新《劳动合同法》出台对企业没有什么影响，企业不会因为这些原因而关门；反而只有福利越好，对员工越尊重，企业才能越发展。

　　如果这是一种企业文化或者是某种企业的宣传口号，我们也就姑妄听之，但如果把这个当作一个企业普遍应遵守的规则未免有失偏颇。将企业的外迁用道德的标准来衡量，如果外迁就是企业为富不仁并做出不得善终的预测，这是异常错误的，因为这涉及到“用道德批判来打压经济规律”。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的最高社会责任就是服从其“成本收益”规律；就是创造更多就业和生产大量价廉物美的产品；就是用市场竞争的合理方式摧毁商业对手；就是丢弃那些不适合企业发展的区域，迫使这些区域进行改革来重新获得吸引力。

　　企业外迁的动力根源正是成本收益考核决定的，但是如果全社会被某种“空洞”的道德情绪所打动，不仅产生违背经济规律的大量肤浅指责，同时，也将会真正打乱人们对自己的预期：谁都会对自身的现状表示不满，将差距归结于企业之间产业利润差别，而非人力资本的差距；归结于运气而非实力，会使人们产生了重新选择企业、豪赌运气的冲动，更多的跳槽和离职将会增加企业的成本，从而加速了外迁产业离开的脚步。将经济的问题求助于道德教化最终只能产生扭曲甚至相反的结果。而将“道德”过分置于“竞争”之前的企业都是不称职的、善于利用各种“幌子”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