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下行风险将凸显金融40人激辩调控方向

　　徐以升

　　中国2008年受到美国经济衰退的影响可能比想象的还要大，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到8%，对于金融业的将不是“冲击”而是“打击”

　　采取相对比较宽松的财政政策，不仅仅是应对美国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很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提供对经济结构转型的支持，使得经济结构转型面对外部环境恶化可以过渡得更加平稳一些

　　未来两年中国有可能面临三个领域的危机，一个是金融危机，一个是石油危机，还有一个是粮食危机，而且我们现在就必须做好同时应对这三个危机的准备

　　中国不仅要深刻认识经济减速的风险，还要预防这种经济减速将给金融业带来的深刻冲击。

在上周六举行的“中国金融40人论坛成立仪式暨首届主题研讨会”上，“内外部不确定形势下的金融调控”的主题讨论契合了当下中国经济的核心主题。

　　“中国金融40人论坛”为非官方、非营利性金融学术研究组织，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谢平为该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交通银行董事长蒋超良为论坛理事会主席，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副司长管涛、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等40人为论坛成员。

　　在讨论会上，多位专家表达了对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担忧，认为未来几个月经济增长的风险将更加突出，而如果经济增速过分下降到比如8%，将给银行业不良资产带来巨大压力。

　　胀？滞？滞胀？

　　“对当前的经济走势我们存在三个风险或者是三种担心，一个是滞，一个是胀，再就是滞胀，我们要评估哪一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中国金融40人论坛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副部长魏加宁指出。

　　论坛成员、花旗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同样认为，2008年中国经济内外部不确定的经济形势，最重要的即是两点，一是通胀水平较高，二是经济增长的风险较大，而且通胀问题和经济减速两个问题结合在了一起。

　　“经济增长如果从10%下滑到9%可能问题不大，但如果是从12%下滑到9%，可能就会存在结构性挑战。现在通胀问题非常严重，也许过了几个月以后，增长的风险会变得更加突出。”黄益平说。

　　在通胀和经济增长的讨论中，经济学家表达了对经济增长下滑更多的担忧。论坛成员、中信证券董事总经理徐刚坚持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不完全是货币现象，从道理上来讲一切要素边际产出应该相等，但是中国现在制造业的边际产出很高，而农业很低，这应该有一个结构调整，这种性质的通货膨胀是必然的，并不是货币因素造成的。

　　“目前货币因素带来通货膨胀，更多是由于全球央行美联储货币过量发行导致的，所以说当前中国治理通货膨胀，不应该把结构调整性通货膨胀的合理性消灭掉，而应该承认这一部分结构通胀的合理性。因此不应该一味地打压投资和GDP的增长，而应该在GDP增长的同时容忍一定的通货膨胀。”徐刚指出。

　　论坛成员、雷曼兄弟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也认为，在经济增长方面，中国2008年受到美国经济衰退的影响可能比想象的还要大。“这不是传导机制的问题，而是美国经济的衰退程度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中国要做好应对这种局面的充分准备。”

　　经济增速下滑影响金融业：

　　“冲击”还是“打击”？

　　在多位专家看来，当下的经济增速趋缓，将给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带来冲击。

　　“经济增长会减速，是个软着陆，但是企业利润率有可能出现硬着陆。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我们2008年要不要防范金融风险。”黄益平指出，过去5年中国经济增长连续保持在10%以上，在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好的时候不太容易出现坏账，但是经济下滑的时候可能会发生变化，这个风险显然会上升，到今年年底再来看银行业坏账的比例一定比年初要高，在现在的情况下防范金融风险也可能成为一个非常大的经济工作。

　　一位来自监管部门的论坛成员也指出，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到8%，对于金融业的将不是“冲击”而是“打击”。他指出，上世纪90年代中期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回落到8%以下，给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不良资产带来了巨大冲击。不良资产的成本是太高了，10%左右的经济增速是能够接受和承受的，但如果回落到8%将会难以想象。

　　黄益平强调，今年前两个月工业利润率增长幅度已经大有下降，国有企业利润已经出现负增长，这对金融业的影响，一是对于银行利润肯定会出现大的影响；二是对证券市场、股票市场价格的影响；三是房地产市场变得相对不稳定。

　　货币政策是否可参考

　　资产价格的先导性信息

　　“宏观调控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要考虑中国的货币政策一直有比较长的迟滞。”论坛成员、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戴金平指出，现在货币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很多东西都很滞后。

　　戴金平的意思是，如果目前以从紧的货币政策应对当下的通胀数据，货币政策迟滞到下半年或明年才会起作用，而如果那时的经济形势起了变化呢？

　　“所以我们需要对下半年乃至明年的经济形势作出预测，也就是要明确，当下的经济问题与下半年或明年的经济问题可能根本就是两回事。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货币政策调控不能看现在的指标，不能看第一季度CPI指数是多少就怎么样，我们要研究很多方面的影响。” 戴金平说。

　　与货币政策调控滞后对应的，是宏观调控是否有先导性指标。在徐刚看来，资产价格的变化正可以提供先导性信息。

　　徐刚指出，宏观调控当局除了关注价格、通货膨胀以及一些宏观经济数据以外，也应该关注资产价格，包括房地产价格和股票市场价格，因为资本市场能够提供先导信息。

　　“2007年资产价格过度膨胀，但当时CPI是比较低的，如果中央银行能采取综合判断，当时采取较为严厉的调控政策，那时调控要比现在的调控更为有力。另外，今年一季度中国的资产价格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这种下降实际上也代表了投资者和全社会的参与者对宏观经济的预期发生了很大改变。如果这种时候，宏观调控依然按照CPI，或者简单看宏观经济数据来进行调控的话，资本市场提供的先导信息就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资本市场作为宏观经济‘晴雨表’的功能就没有相应地发挥出来。中央银行和宏观调控当局可以利用资本市场的信息进行宏观市场的调控。”徐刚说，在这一点上，美联储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典范。

　　徐刚的判断牵扯到他对中国股市的判断，他认为，现在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充斥着整个股市，比如说认为“大小非”流通和再融资是导致股市下跌的问题，徐刚认为这种下跌更多还是对宏观经济预期的担忧所导致的。

　　应该采取

　　更加宽松的财政政策

　　“我们也许应该采取更加宽松的财政政策。”黄益平给出了两个方面的理由，一是外部经济正在冷却，而且我们面对的风险越来越大，二是现在面对的是成本的正常化过程，财政政策可以提供对经济结构转型的支持。

　　他分析指出，目前要素成本在不断地变化，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能源成本，包括环境成本等等，这些成本的扭曲是过去几十年经济增长比较高的原因之一，也是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的理由。现在这些要素成本的改革引发，意味着产业结构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现在已经有很多企业面临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采取相对比较宽松的财政政策，不仅仅是应对美国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很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提供对经济结构转型的支持，使得经济结构转型面对外部环境恶化可以过渡得更加平稳一些。

　　在货币政策方面，论坛成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教授丁志杰认为，人民币升值对于抑制通胀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人民币升值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决通胀，现在人民币汇率只是在搭从紧货币政策的顺风车而加快调整步伐。今年第一季度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超过4%，按照很多市场经济学家认为今年升值幅度应该超过15%，但丁志杰认为控制全年升值幅度在10%左右更为适宜。

　　“目前汇改最大的难点就是升值预期，目前第一季度对美元升值4%多，如果上半年升值幅度达到8%到9%，下半年的汇率预期可能就会稳下来了，有半年时间的汇率稳定，对于消除升值预期应该是有积极作用的。”丁志杰说。

　　应对金融、能源、粮食危机

　　关于中国宏观调控的长期思考，戴金平还指出，中国已经融入到整个世界经济里面，中国的政策制定不可能不考虑其他国家政策制定。

　　“这里的一个问题，是美国为了应对次贷危机的冲击不断地投入流动性，不光是美国，欧洲等其他国家也在注入流动性，也有新兴市场进入降息，而在这个背景下中国采取的办法是不断地紧缩流动性，这是一个矛盾。我想是不是可以找出更好的路径来解决这个问题。”戴金平说。

　　魏加宁也表示，对于中国的调控政策，当下面临如此复杂的形势，一个原因是过去两三年我们错过了最佳时机，一是错过了推出创业板的最佳时机，如果说两三年前推出创业板比较好，现在再推出创业板则是雪上加霜；二是错过了推出存款保险制度的最佳时机，经济形势好的时候银行可以拿出钱来参与，为经济出现拐点、不良资产重新上升以后，解决银行破产的问题做一些准备，然而经济一旦出现拐点，银行负担加重以后再推出存款保险制度的阻力会更大；三是错过了理顺资源价格，同时有效控制通货膨胀的最佳时机，如果利率、汇率动得早一点、快一点，现在物价的形势可能会好一点。

　　对于宏观调控的挑战，魏加宁指出，未来两年中国有可能面临三个领域的危机，一个是金融危机，一个是石油危机，还有一个是粮食危机，而且我们现在就必须做好同时应对这三个危机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