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织造重建器物文明

　　尽管许多传统工艺已经在工艺美术家的工作室里被挽救过来了，但它们的生存问题仍然让人困惑。陶瓷、漆器、木雕等等代表着古典精致文化的器物，仍然只是一些老古董或者新古董，它们身上蕴涵的设计资源与文化感并没有融入当代工业品生产，而使得中国工业品具有自己显著的特色。

　　中国制造的未来矩阵，必定是较高附加值的产品与廉价商品并存，梦寐以求的高附加值当然一方面有赖于科技，另一方面在于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开展既致力于保护，又致力于寻找合理商业模式的新民艺运动实有必要。

　　云锦与蓝印花布

　　今年47岁的金文身材高大，大手大脚，很难想象他是个妙指如花的艺人。在云锦织造这个冷僻的领域，他已经干了30多年。上世纪80年代，他因成功复制了明万历皇帝的织金孔雀羽妆花纱龙袍而一举成名。

　　南京云锦是元、明、清三代的皇家贡品，至少有700年历史。云锦最大的特点就是用金线编制，大量使用金、银线作材质，即所谓“三色金”??含金98％的赤金线，88％的青金线，以及纯银线，织出锦面纹样。除了材质贵重，云锦的织造工序也极繁琐。金文说：“云锦要用老式的提花木机织造，由提花工和织造工两人配合完成，一天只能织出5至6厘米。这种工艺至今仍无法用机器替代。”提花木机高约4米、长约6米，1992年，当金文把这一台老式机器带到台湾台中博物馆展示的时候，当地观众为之倍感惊奇。

　　史书上说，清代的南京曾有3万台云锦织机，近10万名织工。但如今能做这种古式奢侈品的人已经寥寥无几，因而产量也极少。目前，南京云锦目前的产值大约在一个亿上下，以此看来，它甚至还称不上一个行业。在市场上，它的身份主要是一种高级工艺品，许多礼品公司把云锦裱好后配上木框做成挂饰，供各种会议作纪念品之用。扩大云锦销路的尝试当然也有，比如南京云锦研究所和一些工艺品公司用云锦制作了提包、手机袋、钱包、纸巾盒、背包等实用物品。另外，基于它是一种衣料的基本属性，还被用来做时装。2005年9月，金文与搞服装设计的夫人殷志聪合作，在南京举办了一场“云锦时装秀”。不过，这场秀终究是试验性的。

　　和属于王公贵族的奢侈品云锦相比，地处苏中沿海的南通与浙北水乡乌镇有另一种平民化的特产??蓝印花布。散发着乡土气息的蓝印花布在国内的认知度要大得多。去江浙一带旅游的人，往往会买上一件蓝印花布做成的头巾包袋之类的纪念品。

　　1960年出生于“中国蓝印花布之乡”南通的吴元新，从小就在母亲咿咿呀呀的织机声里长大。16岁中学毕业后，吴元新没有像当时的很多同龄人一样到时髦的半导体厂、电机厂工作，而是进了纺织厂。“当时的南通家家纺纱，户户织布，自己种棉花自己纺纱，自己种兰草作染料，完全是一种自给自足农民染坊经济。”他说。

　　作为那家织厂里唯一一个年轻学徒，吴元新跟着师傅学到了蓝印花布整套的工序。直到今天，蓝印花布仍是全凭人工手纺、手织、手染而成。蓝靛随着裂缝渗透到坯布上，留下了人工无法描绘的自然冰纹，这是它最显著的特色。在学徒时代，吴元新他一边学一边去农村收集民间蓝印花布纹样。然后把搜来的图案整理、分类、编号，积累了丰厚的纹样资源。后来，他还出版了《中国蓝印花布纹样大全》，由他创办的南通蓝印花布艺术馆收藏了5000多种纹样。

　　经过30多年的寂寥经营，吴元新成为了传统印染行业的唯一一位工艺美术大师。在织造方面，他突破了蓝印花布传统的蓝白二色局限，开发了二次上浆，三次刻版，二次染色的复色布系列。

　　手工大匠都有着偏执、坚韧的品质，为做出一件龙袍，金文在织机上忙了整整一年，吴元新也一样，尽管他的声誉与日俱增，但也并不是30年前那个普通印染工所能预料的。

　　中国器物与匠人危机

　　1956年的一则“毛主席指示”对中国的工艺美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毛主席说：“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

　　瓷器当然是第一位的好东西。1975年，湖南醴陵与江西景德镇40余位一流匠人，受命执行一项任务，“7501”是这项秘密工程的代号。1975年，40余位最优秀的陶瓷艺术家和技术人员，受命为毛泽东烧制一批专用瓷器。这些被称为“毛瓷”号称的“二十世纪最荣耀的中国名瓷”，如今，存世“毛瓷”已经成为了收藏家们追逐的珍品。

　　至于古代瓷器，早已成为了一个财富现象。在香港和内地的拍卖行，瓷器成交价被屡屡刷新。去年的苏富比秋拍，“中国瓷器工艺品”专拍、“私人收藏清代御制瓷器工艺品”专拍，以及“清代宫廷艺术珍品”专拍，三个专场的成交总额高达6.42亿元人民币，创下了世界范围内中国瓷器工艺品拍卖总额的新纪录。从明清上朔宋元，关于当代瓷器的联想已经是以古物为主。

　　云锦和蓝印花布代表了需求上的两极，但瓷器则是贵贱咸宜。自唐宋以来，它就和丝绸一起，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器物。在中古时期，它是构成西方世界中国想象的重要元素。不过令人失望的是，就制造技术的水准而言，进入现代后，中国瓷器已经被西方超越。

　　今天中国的工艺美术家们正在努力捍卫瓷器的尊严。在湖南醴陵、江西景德镇和福建德化，瓷器大师正在持续推出他们的作品。当然，他们的工作价值主要还是通过艺术品拍卖的二线市场体现的。很多时候，“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称号是市场估价的一个重要参照。

　　除了云锦、蓝印花布、瓷器，在中国，散发着器物光辉的“好东西”还有很多。品类可以从“工艺美术大师”这一国家级荣誉的沿革可见一斑。1979年由轻工部评选第一届“中国工艺美术家”，到发改委于去年1月主持第五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审，至今全国共评出了365名“大师”。作为一场拯救运动，“大师”评选从陶瓷、印染这样的大活儿到剪纸、风筝、面人、糖人这样的小活儿，涉及品类繁多的传统工艺。

　　“大师”们代表了当代民艺的最高水准，不过，这一部分高端人才资源已有凋零之象，因为“大师”们的年龄普遍偏大，365位“大师”中已有六分之一先后去世，而在世“大师”多数也进入老年。

　　“云锦是做手艺的，手艺就牵扯到人亡艺绝的问题。我现在就悔恨，年轻时没意识到这样的问题。第一批老师傅教我们时，有十来个师傅，10年一过，一个都不在了。”金文说。他是个学者型的“大师”，不仅掌握了娴熟的织造技艺，还撰写了10万余字的古代纺织科技论文。但在他这一代，云锦的人才储备很难说更好了。在云锦美工这一块，眼下能真正上手把画稿绘得精彩的人，在南京只有五六人，而且他们之间还有高下之分。那些老匠人，由于多年不碰这东西，手也生了，上了年纪的则眼睛也有些模糊了。

　　云锦艺人们知道，云锦的未来在高档时装上。但在国内，高级时装还是一个刚刚有些苗头的产业，中国服装还没有从廉价商品的泥潭中走出来，因而云锦在当前的市场基础可以说是相当单薄。因而技艺的传承首先是一个和市场无关的文化保护任务。

　　寻找商业模式

　　吴元新是文化部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之一，同时，他还受聘出任了苏州大学艺术硕士研究生导师。吴元新现在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每年都要走村串户对蓝印花布纹样搞一次拉网式的回收抢救，他担心，再不收的话，十年八年后，这种东西就没有了。

　　按惯常的思维，一旦有了产业作后盾，民艺的保护就不成问题了。一些民艺产业里确实有这种景象，比如江苏宜兴的紫砂壶。上世纪90年代，随着一批港台商人进入了宜兴投资，紫砂壶备受追捧。在港台商人的刺激下，一批当地人也随之纷纷进入紫砂行业。这一局面持续至今，到目前，丁蜀镇近20万人口中，大约有一半与紫砂行业有关。

　　“过去20多年里，艺术陶瓷和陶瓷工业化大生产一起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艺术陶瓷始终是一种特殊的产品，艺术化与工业化的矛盾并不存在。”紫砂壶工艺美术大师李昌鸿说。特别是在近年，由于民间收藏成风，而陶瓷又是一个重要的收藏品种，已经摆上了许多普通家庭的博古架。

　　不过，艺术紫砂与半手工或者工业流水线上的紫砂，它们的二元发展也并非井水不犯河水。受到收藏市场的刺激，那些技艺较高的造假者，纷纷仿制名家制作的紫砂壶，假货甚至销到了海外。尤其让李昌鸿愤慨的是，他的老师顾景舟的作品在宜兴竟然满街都是。

　　假货对产业发展的伤害不仅仅在于其竞争手段的不正当，更在于妨害了艺术与工业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无限制地发展粗劣产品，宜兴紫砂土资源面临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合理的状态应该是，通过品质控制来填补价值缺失，同时也严格限制产量。从上世纪90年代起，李昌鸿就在宜兴经营起鸿成陶艺公司，开始了紫砂壶工业化生产的尝试。如果他以艺术品味为价值追求的家族式经营能够真正取得成功，就不失为一个好模式。

　　瓷器的危机与此类似。2007年，在陶瓷界名气最大的景德镇陶瓷的产量是42亿元，这个数字远小于名气逊于它的福建德化陶瓷，德化陶瓷的同期产量保守估计在50亿元以上。由于地处沿海的地理优势，德化陶瓷一直有大量的出口，这是景德镇赶不上的地方。但产业数字上的优势不足以成为真正的优势，和紫砂壶一样，产业的构成问题是首要的，因为，从江西到福建，优质的瓷土资源已经越来越稀缺。

　　在收藏热的推动下，景德镇和宜兴一样浮躁。今天的景德镇人说，景德镇在日用瓷领域可能不如别的地方，但在艺术瓷领域，却是无与伦比的。与这种情绪相配合，收藏市场上将“工艺美术大师”头衔当做一个主要的价值指标，于是，人人想当“大师”。现在，景德镇里的“大师”已经有些多了。

　　艺术是非功利的，但纯艺术更多地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态度。以器物为载体的工艺美术需要的是一种成熟的商业模式，在价值追求与资源条件之间取得新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