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效仁
碳排放交易在中国落地生根,风声水起。
美国国际集团(AIG)近日宣布,将注资400万美元于中国和美国温室气体减排项目,用于补偿该公司2006年所排放的62万吨温室气体总量。其中200万美元,将投资在新疆和四川的农村。
温室效应天气变暖,将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灾难,早已成为国际共识。2006年的斯特恩报告估计,如果平均气温上升3至4摄氏度,可导致全球2亿人口,因为海平面上升、水灾或旱灾而失去家园。联手拯救地球,努力减少排放,也就成了全球成员国的共同责任和义务。1997年接受签署现已获169个国家认可的《京都议定书》,对温室气体排放量上限,至2012年平均排放量必须比1990年的水平低5.2%作出规定,同时允许其成员国当不能按期实现减排目标时,可从拥有超额配额(或排放许可证)的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购买一定数量的配额以完成减排目标。
当下全球碳排放交易大约有600亿美元左右市场规模,中国占其约1/4份额,因此中国成为最大的卖方市场以及欧美公司青睐的对象。虽然把废气排放当作商品进行交易,曾被人批评为可能导致道德问题。但从地球村的公共利益考量,这种交易亦是“两害相衡取其轻”,是遏制全球性天气污染的一种更趋理性的抉择。只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趋利避害,更多的发展自己,必须作一些立意高远,着眼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和方略。
一方面,我们固然可以通过碳价格控制,在交易中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比如,国际上的价格大约10欧元(约15.90美元)每吨。按美国国际集团(AIG)的交易估算,400万美元买62万吨的碳排放指标,每吨约合6.5美元。不仅远远低于国际通行价格,甚至与去年10月国家发改委不得低于9.5美元/吨的相关规定,也有不小的差距。当然,我们的政府与企业需要寻求眼光高远的碳交易模式,建设公开的平台,参与碳交易规则的制定,成为游戏的主角,以提高价格。另一方面,我国更当着眼于从CDM机制中获取国外先进的节能减排技术。“要让农民知道,除了农产品,还可以卖炭排放指标。”新疆环保局副局长叶民如是说。我则以为,更重要是让农民懂得,通过使用沼气减少氮肥和机械的使用发展自已,比只顾及眼前的利益更有价值和意义。
CDM的宗旨之一就是支持东道国的可持续发展,尤其强调所引进的先进技术设备,要带来技术转让和推广应用。事实上,以CDM项目来换国外先进环保技术,对于清洁发展机制最有利,也是我国政府所孜孜以求的。以风电为例,中国最大只能生产1.5兆瓦的风机,更大功率的只能从德国、荷兰等少数国家进口。这既有我们自己的原因,如不少企业认识模糊,甚至不乐于使用回本周期更长的先进技术。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技术保护和封闭也制约了中国以碳指标换技术。我们既要走出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的心理误区,又要通过政府高层推进国家之间的互动,借助国际条约和国际机构的力量,促进发达国家节能环排高新技术的对外开放。
去年3月,在德国召开的“G8+5”环境部长会议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强调,《京都议定书》下的清洁发展机制规则规定了技术转让的内容,但在实际运作中很不尽如人意,应进一步研究和完善。并“建议发达国家从官方发展援助中拿出部分资金,集中用来购买一些可有效减排温室气体的实用技术,无偿转让给发展中国家,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当然,要通过碳交易赢得技术,甚至要打破国际间的技术封锁,关键仍在于我们自己的不懈努力,要“自己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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