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界·名家午餐会:管理中国企业需要中国管理理论吗？

　　王红：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学长，欢迎并感谢大家参加由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委员会和中欧商业评论共同举办的午餐会。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嘉宾：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兼商会会长、2005委员会理事长王辉耀先生；

　　美通无线通信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王维嘉先生；

　　正略钧策管理咨询创始人，总裁赵民先生；

　　均瑶集团CEO黄辉先生；

　　瑞士银行UBS中国区主席兼总裁李一先生；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教授副教务长、EMBA主任梁能教授；

　　北京王府学校校长刘煜炎先生；

　　方圆资本亚洲有限公司总裁唐葵先生；

　　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徐小平先生；

　　微软亚洲工程院院长、微软中国研发集团首席技术官张宏江先生；

　　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朱天教授。

　　再为大家介绍中欧商学院的嘉宾，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助理中欧出版集团执行董事兼总裁周雪林先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经济研究所所长左学金先生、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管理学助理教授、创业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肖知兴、中欧商学院副教务长张春教授、中欧的张义林教授。

　　另外我们这个活动得到了一些企业的赞助，他们是慈铭集团，特别说明一下，慈铭集团的总经理韩小红也是我们的2005委员会的理事，今天的来宾有慈铭集团董事长胡波先生，慈铭集团上海公司董事总经理李承志先生、慈铭集团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蒋铁先生。另外新加坡旅游局今天也为我们提供了部分宣传活动，欢迎新加坡旅游局华东区区长刘诗苹女士。

　　首先请东道主中欧出版集团执行董事兼总裁周雪林致欢迎辞。

　　周雪林：各位来宾、各位同事，我现在代表学校领导，本来今天是张维炯副院长来致辞的，但他现在在从西班牙返回上海的航班，所以委托我对各位的光临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同时，我也想代表刚刚创刊的商业评论杂志社对欧美同学会2005委员会表示最衷心的感谢，感谢给予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承办今天这样一个午餐会。

　　今天讨论的话题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叫“管理中国企业需要中国的管理理论吗？”这个等一下要讨论起来肯定非常激烈、非常精采。我想很多人都在思考着这个问题。商学院，更多是研究把国外的深层管理知识，引进到中国，通过知识转移帮助中国企业提高管理水平。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商学院都乐此不疲，请国外的教授到中国，我想这是提高中国企业管理非常重要的贡献，我们市场也需要这样好的教员。但今天中国企业面临的挑战，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变化。中国的企业波澜壮阔，面对中国企业面临的独特挑战和困惑，西方的管理思想是否可以完全嫁接到中国？这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同时，不光商学院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欣喜的看到企业家也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尤其在座的各位，你们中的很多人不仅是中国商界的领军人物，更多都是在欧美接受非常正统的西方式的商业教育和思想，所以你们的思考、你们的讨论可能更具有代表性，我也相信你们之间的思想风暴、脑力激荡会对中国未来的商业实践产生更大的影响。

　　商学院在思考这个问题，企业家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想媒体也应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虽然刚刚创刊，但我们也在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认为，经过3、4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事实上正在成为一个世界经济大国，成为全球瞩目的经济中心，一批优秀的企业，像华为、联想，正在成为为世界性的企业，历史也表明，伟大的商业活动必会诞生伟大的商业思想。我想中国诞生独树一帜的原创商业思想的土壤正在形成，思想推动中国，我们中欧商业评论，愿与在座的各位，愿与教育界、企业界共同努力，分享商业智慧，探讨前沿问题，共同推动中国商业社会的进步，携手共创中国美好的未来，最后祝大家用餐愉快，谢谢大家。

　　王红：谢谢周博士，可以借中欧这块宝地来举办这样有意义的活动，也是我们2005委员会的荣幸。

　　下面有请2005委员会的理事长王辉耀先生致辞。

　　王辉耀：各位嘉宾、各位学长中午好！很高兴来到中欧参加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委员会共同举办的论坛。大家很熟悉中欧了，我当时在中国参加一个中国企业走出去国家贡献奖作为评委，当时是中欧设计的评估体系。中欧在国内商学院一直都是走在前列的，今年金融时报评了全球100家最好的商学院，中欧连续多年名列前茅。我在出版当天，金融时报让我写了评论。我当中提到，中国的商学院要再上一个台阶，中国需要自己的管理杂志，一流的国际管理杂志，作为一个印鉴，我提出了。很高兴看到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出版了商业评论这本杂志。今天的机会非常好，2005委员会有很多从北京飞来的高端理事，都是业界精英，能和商学院结合起来，探讨中国的管理。中国的管理和西方的管理到底有什么不同？中国可能强调人性、伦理、人情、关系，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西方的管理有什么优势？我想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话题。这次和中欧的合作不是第一次，希望今后也有更多的机会到中欧进行更多的合作。我想，中国最好的商学院和中国最优秀的企业家结合起来，我想会产生1+1>2的效果，感谢大家参与这次思想的盛宴，谢谢大家。

　　王红：下面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午餐会的主持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教授、副教务长、EMBA主任梁能教授。是他给我们出了这样一个引人深思的题目，欢迎梁能教授。

　　主持人梁能：谢谢大家参与今天的午餐讨论会。首先做一下说明，管理中国企业，这个前提是有问题的，有人说企业没国籍，有人说企业有国籍，在中国这样的一个环境，商务、政治、文化环境，在中国管理企业是否需要中国自己的理论？我想有两点前提估计在座的都会同意，第一就是我们现在大家所熟知的西方管理理论，主要是在美国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带有非常强烈的美国文化的色彩。比如每个人生而平等，每个人有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比如说自由意志、直截了当，交流方式带有强烈的美国文化背景的，我想这一点大家应该可以同意。第二，中国的环境和西方，尤其和美国是很不一样的。这两点前提大家同意，但是在这个前提下，这些在西方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带有强烈美国文化色彩的管理理论，在中国这么一个不同的管理环境中，到底需要做哪些改变。如果我们说，所谓的理论，就是对于过程之间最本质的因果关系的抽象，那么我们的问题解决西方管理理论抽象的因果关系，在中国到底是在什么程度下适用？或者是部分适用，部分不适用，或者本质关系是对的，只是在适用条件上多加修整，或者说中国的这些现象和美国的现象，有本质上的不同，需要开发全新的管理理论，这个问题，大家都会所见不同，希望大家今天讨论的，这些西方理论到底在什么条件下适用，对今天在座的我们下一步需要做什么？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过去14年所做的事，就是把西方的管理理论引进来，介绍给中国的企业家。对中国今后的发展，把西方理论引进来够不够？需要我们这些中国学者、中国企业家在今后的30年发展过程中，需要做出哪些理论上的努力。今天我们的群体来讨论这个题目，我觉得是特别合适的。因为今天在座的绝大多数，都是在中国成长起来，然后受西方教育又回到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取得的成功，这个前提，不论对中国环境来说，还是对西方理论来说，都有非常透彻的理解。相信，通过今天的讨论我们对在中国这样一个商业环境底下，对中国下一步的发展，需不需要、有没有可能开发出中国自己的管理理论？会达到更深刻的理解。

　　现在请大家用午餐，今天有一些嘉宾有准备。大家都是留美、留欧回来的，比较喜欢这样自由的讨论方式。大家稍微吃点东西，会先请一位学长发言，其他的各位嘉宾可以踊跃自由加入。如果暂时没有人加入，我会按照事先有准备的邀请发言。

　　首先有请2005委员会创始人之一斯坦福大学博士、美通无线通信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王维嘉先生。

　　王维嘉：今天很高兴到中欧，这是我第一次来，很高兴，很高兴看到我的朋友钱晓华，是上海很大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总。

　　关于这个题目，很有意思的是昨天下午，我们和梁能教授一起拜访了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当时王红说维嘉，我们出一个什么题目，我说那我们就是国学大师南怀瑾，和海归精英探讨中学为体还是西学为体。昨天南师，一上来他说我先把结论讲了，我们100年没有中学，我们是西学为体、西学为用。你仔细想想也的确是这样。从你早上起来闹钟一响，穿西式的衣服、吃的饭、桌子等，用的东西等，用的都是西的。体呢？从我们的人大常委会、中国共产党，这些都不是中国过去的，都是西方的，所以我们体也是西方的。

　　回过头来看管理理论，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办企业，我想它的规律都是差不多的。首先第一，你做的产品和服务，有没有市场、有没有人要用？第二，你是不是做得足够好？达到一个基本的质量水平？另外就是怎样让内部的员工，积极性发挥到最高。所有围绕这几方面核心的管理理论我想都一样。

　　我在美国第一家公司10万人，第二家公司1万人，第三家公司1000人，第四家公司100人，接下来我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从3个人、5个人，我各种规模的公司都经历过，我觉得道理是相通的。我在美国哈佛商学院和（布瑞克）商学院和MBA同学们探讨，他们最关心的就是在中国做生意、做企业和美国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的确不一样，不一样表现在哪些方面？一个是外部的文化不一样。如果总结来讲，就是美国的商业文化，我把它概括为“cover your ass”。大家对美国的法律如果熟悉，美国的律师写一个合同，要把天灾人祸地震都写进去，也就是一点缝都不漏。中国的文化核心是什么呢？就是“give your face”。一个是屁股，一个是脸，这是两个文化最大的区别。道理也很简单，美国是一个法治的环境，我在美国接待客户的时候，最多和他吃一顿饭，晚饭一般不会陪他吃，如果陪他吃可能是晚上要接着讨论。更不用说什么卡拉OK什么的。一次接待一个韩国三星的客户，吃完饭就和我聊，我们在硅谷，说你知道旧金山有一个BUP，我说不知道。他说你真不知道？你别给我装，我说我真不知道。另外国内当时很多代表团也是这样，吃完晚饭，八点送他们回到宾馆，很多人就说今天晚上结束了？我说不结束还干什么？在美国，商务之间的关系，相对比较清淡。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商务之间的信任，主要是有法律保障，我和你签一个合同，如果你不履行合同，我们法庭上见。在中国，过去十年、二十年和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你法律很难追究，你想靠打官司要回钱？基本没戏。所以交易之前一定要做到工作，不管吃饭、打球等，一定要坦诚相见、相互了解。核心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知道事后是没有办法追求的，所以我的成本要花在前面。

　　一次北京市请了九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企业家对话，当时我也参加了。他们讲完之后我提了一个问题，我说现在所有人都说，在中国的交易成本非常高，因为政府、官员、寻租等等，打球、吃饭，很辛苦。但你们有没有算过，一个美国的律师费和中国公司交际费用哪个高？我们公司曾经在美国有很多人，在中国也有很多人，我自己算过，我们在美国的律师费用是不亚于在中国的交际费用，而且我在美国一个官司也没有打过。美国的律师很贵，一小时500、600美金，但我知道这两者有一个重要的差别，就是一个是事先交易费用，交易前的费用，一个是交易后费用。事前交易费用和事后交易费用有什么重大差别？交易前费用，都是打球、吃饭、喝酒、洗澡，事后费用是打官司，怒目相见，如果一样，我还是倾向于交易前费用。

　　后来这个问题，当时诺贝尔奖金得主他们没有一个回答上来，他们非常感兴趣，我坐在观众台上，有两位下来找到我和我讨论。后来我和冯仑讨论，他也算过在北美的分公司，找了一个和中国同等规模的分公司，这边的交际费用和那边的律师费用是一样的。但这里面，这种交际费用有一个好处，就是有规模效应。为什么？中国的事前交易费用，往往需要公司主要领导人，像你是房地产公司的领导，去见市领导，不能派副总去，那肯定就是不给面子，我们的核心文化就是给面子，所以一定要派一把手去。但是一把手你只能一天吃三顿饭吧？只能一天打一场球、洗一场澡吧？但是我可以养一大群律师，你去打官司好了。所以尽管交易后费用与交易前费用基本持平，但是屁股文化要比面子文化更为有效，这就是有可能为什么中国中小公司非常多，做不太大的一个原因。最后老总本人的交际变成了瓶颈，因为他只能见这么多客户、只能见这么多关系。所以在美国，这个工作可以分担到其他的人身上。

　　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差别，公司内部，我们在美国硅谷最多有150名员工，这在硅谷也比较多。我从来不记得有什么报销制度、出差制度管理，在整个财务，包括劳动纪律的打卡等，也没有出过问题。但是到了中国，如果企业没有这样的制度，企业很难办，包括我们这样高科技的企业，不用说计件制、计公分制的企业。

　　这里的差别在哪里？

　　我现在的孩子都在美国上学，中国巨大的文化差别是这样的。比如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说我们班要向某某同学学习，他今天考试分数很好，这是客气了。还有一些老师说，某某同学非常差，你看考得，他很笨。但是今天这样的老师现在越来越少，我小时候是很多的。在美国，学校、老师对每个孩子都非常尊重。你学习可能不好，但你可能是一个篮球明星，你将来可能做生意很好，所以真的是天生我材必有用。我每次开家长会，我和这些老师，拐弯抹角想了解我孩子在班上第几名，老师死活不告诉我，他就是不说。可能在他心目中也没有这样的感觉“你孩子是第几名”。但我敢保证，在中国没有一个家长不关心我孩子在班上、在年级是第几名、是什么位置。所以可以看出，美国的文化尊重每个人个性，教孩子就一句话，“做你自己”，不要学别人、装别人。所以美国的孩子很质朴，不会说出“连爷爷 我们非常想念您”。连战访问西安后，这成为了台湾的彩铃。就是到了西安，他当时上学的小学，天真的小姑娘排成队，然后“连爷爷 我们非常想念您”、“连爷爷您终于回来了”。你给台湾打电话，他们彩铃就是这一段，这在美国不会发生的，这不是孩子说的话，孩子只会说自己的话。

　　反应到公司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是每个员工都很有尊严，就是他觉得不对的事他不会去做，你一定说服他，不能压他。但是他一旦做一件事，一定会做得很漂亮。比如我们家有一次水管堵了，请一个修水管的来修，他来了把地上铺上一个垫子，把工具一个个放得很整齐。我不知道他是否知道问题在哪里，我就想在边上和他说，他说你不用跟我说，这是我的专业。他感觉我在边上看着他做是侮辱他。很多美国人，包括修水管工都有这样的职业尊严，但这在中国非常弱。所有的员工，你要告诉他你要干这个、干那个，几点之前干完，我觉得这是中西管理最大的区别。我后来想，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造成的？我想里面可能有一点原因，但不主要是。比如新加坡、台湾、香港也非常职业。包括上海在中国，在上海的员工，至少我感觉，全中国员工当中最敬业、最专业的，因为有100多年的积累。所以我觉得不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别，而是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差别。至少在我十年前回来的时候，我们很多员工从国企过来。国企那基本上就是大家都在混，大家拿，不拿白不拿、不混白不混。这种文化的引导下，个人的尊严没有了，我没有说我做一件事我要负责，我的尊严和我做的工作是绑在一起的，这个文化很缺失。当然现在这些情况也在逐渐改善。

　　如果说，在中美两个地方做企业有什么区别的话，一个是外部文化，就是我刚才说的区别。一个是内部文化。外部文化就是屁股和面子的区别，内部就是个人的尊严和专业精神的区别。但是，中国的情况在大幅度改善，今天的情况和十年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也许十年之后差别就很小了。

　　回到今天的命题题目，我觉得长远来讲，全世界的企业都一样，管的人性是一样的。

　　刚才我说的可能都是暂时的，从长远来说，都是遵循共同的规律和大道，谢谢！

　　梁能：感谢王维嘉先生，非常有意思，开场白说没有什么区别，目前是一样的，都是要使客户满意，但讲了在管理手段上还有很多的区别，从面子文化到屁股文化，从做自己，到做别人希望的自己。最后一个解读非常有意思，说中国企业和西方管理不同，未必是文化不同，而可能公有制和私有制、激励体制的不同。接着这个话题，邀请一位在体制内经营时间、生活时间最长的，在体制内激励体系应该有最深体会的，有请上海社科院常务副院长、经济研究所所长左学金博士讲讲他的观点，对体制内的管理，左学金博士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

　　左学金：感谢梁教授，今天的讨论非常有意思，听了两位的发言也很有启发。

　　讨论这个问题的我一直在想，我想，有可能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中国的企业管理和国外的企业管理，有同样的理论，但是有不同的实践。不同的实践是由于不同的环境所造成的，刚刚王总我想就是这种看法。在座的可能还会有另外一种想法，就是认为我们有不同的理论，也有不同的实践。这两个都不同。我本人，更倾向于前一种看法。企业管理基本的理论，应该说全世界有很多共同的东西，我理解中国企业是指在中国运作的企业，或者是在受中国股东管理的企业。这些企业，由于面临的环境不一样，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实践可能不一样。这里我想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1995年，留美经济学会在上海开研讨会，我们请了（沃特•米勒）教授来做演讲，他的演讲是比较英美的融资模式和德国、日本的融资模式，对企业的行为的影响。实际上，这个理论框架是同样的，作为一个企业的经理，他们都是追求自己的效益最大化。但行为模式是不一样的。他第一个解释，在英美主要依靠股市直接融资，这样的融资环境下，他们受到的压力，股东对回报率要求的压力比较大，所以他们投资常常是比较谨慎。像日本这样，主要依靠银行间接融资，他们的回报率要高于银行利息，所以他们投资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实际上理论框架是一样的，只是用不同的环境来解释不同的行为模式，我想这一种。另外，比如说我们国家和国外比，我们中小企业比较多，比如某些国家大企业比较多，台湾中小企业比较多、韩国大企业比较多，你也可以利用一个理论解释，就是交易成本理论。你企业内部交易和企业之间交易，哪个成本大来解释你企业的规模。就是你可以用同样的理论，来解释不同的管理实践，我想这还是可能的。

　　我个人的感觉，如果我们谈企业管理，我们实际上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企业如何处理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我个人的看法，我们企业打交道主要是三个方面，一个是企业内部员工的管理；第二是企业与市场的关系，第三是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讲企业管理主要是处理这三个关系。我个人认为，大概中国现在的企业和美国的企业，从理论来解释，和国外企业实际的差别并不是很大，关键我们在处理三者关系的时候，我们面临的环境不一样，大家的行为模式可能不一样。刚才说了，“花在律师上还是花在请客上？”这主要还是环境造成的。

　　对企业内部管理，我也认为大企业和小企业，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处理可能也不一样。但这些不同的模式，都可以用类似的、原则性的理论来解释。但我个人看法，由于中国经济日益全球化，企业处理内部关系、企业处理和市场关系这两个领域，我们中国的企业和国外总发展是逐步逐步趋同，特别是竞争性的产业。比如企业要把产品出口到国际市场，你的做法和其他国家的企业做法，不应该有根本的区别。比如善待顾客、讲信用，这些原则大家都要遵循的。但也许中国企业目前比较特殊的，还是企业和政府的关系，这个领域我想可能比较特殊。不管你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这和我们中国目前特殊的情况，就是我们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比较多这样的具体情况是相关的。在这一点上，目前我们可能更加突出一点。但我也相信，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按照中央的要求，政府要进一步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这样企业今后的行为模式和国外总的来说也是趋同的。这是我一个局外人的主观判断，是否符合现实，需要在座各位讨论。

　　这是我的一点看法，谢谢大家。

　　梁能：谢谢左院长，左院长讲的是板块论，企业管理基本相同的，但是企业政府关系方面，可能中国环境最特殊，这块的管理可能不一样，这是一种划分方法。毛泽东的做法，文化大革命时期是群众斗群众，我今天作为主持人，想办法鼓动精英、辩论精英。刚才两位都是说管理中国企业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我想邀请一位，您认为在中国管理企业和在美国管理企业，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下面我们有请正略钧策管理咨询创始人总裁赵民先生。

　　赵民：各位来宾，我先说一下我听维嘉的发言之后很感慨，我和维嘉很熟，经常一起参加很多的活动，听他的讲话比较多。我最近感觉维嘉本土化速度极具加快，他的语言、风格已经足够和冯仑PK一下了，我讲不了面子和屁股，我讲一下外子和里子的关系。

　　看待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要从时间和历史的角度来看，在20年前，1988年的时候，没有几个人能相信中国的海尔、中国的TCL、中国的联想可以在家电和电脑行业，和跨国品牌平起平坐，这基本上是两个层次的产品和两个层次的品牌。但现在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们在主打产品上和国际品牌，虽然还有一些价格上的差异，但已经是一个让人放心的产业，在北京、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一对新婚的夫妇结婚，买家电产品买海尔、TCL、长虹，我们公司里面用电脑，买联想，已经是非常体面的事，一点不觉得让人惭愧。我觉得中国的思想界、中国的理论界和中国的服务业，和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是有落差的，这个落差差不多是20年。现在2008年，中国管理思想理论界的发展阶段，就相当于1988年的制造业。如果我们看1998年时候用友软件公司，和2008年的用友软件公司，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些启发，未来的轨迹会是怎样的发展趋势？我认为就是这样的趋势。用友差不多在1998年的时候，刚刚可以说是形成一点品牌，但是和大公司差距很大。软件这种行业介乎于管理思想理论，和介乎于制造业之间的产品，既高度依靠人力创新，但又有规模化的特点。所以，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20年，按照党十六大说的GDP翻两番，按照十七大说的人均GDP翻两番，到2020年，我认为中国GDP总量就是4到5万亿美元之间，大概现在日本的规模总量。中国企业进入世界500强的规模，现在大概是30家左右。如果对照一下2000年日本总量的话，中国起码应该有60家左右的世界500强企业。排在世界第二、第三位的，在世界500强以内的总数量，就是这样一个规模。到那个时候，中国的服务业、中国的思想理论界、中国企业的管理理论界，有一个逐步的时间可以总结、观察企业得成功经验，就会形成一些自己的方法、自己的观点、自己的体系。理论，是最高层次的，就像我们讲邓小平理论一样，我觉得我们不能指望说在我们这代人，我们现在差不多40多岁，到60岁退休的时候，能真的形成一个全世界领先、一扫天下的独特理论，但是起码我们这一代里面，可以看到一个中国的模式、中国企业发展的特殊经验，总结成的管理模式、管理工具、管理方法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是一定会出现的。当然，大的前提是中国经济整体的发展。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们想一想，50年、60年前的日本和20年、30年前的日本，我觉得这就是对比。日本东京办奥运会的时候，差不多就是60年代，那时候日本被认为是一个相对质量比较低劣品牌的代名词，东京奥运会后20年，以丰田汽车公司为突出代表的一批日本企业，在世界各个竞争格局当中走到领先。一直到现在为止，在汽车行业制造业里面，所有的公司都共同认为，丰田的模式是最先进的。我们不能保证未来20年还是最先进的，也可能被中国的奇瑞、中国的比亚迪、中国的吉利超过。我们给中国的汽车业做咨询，他就会问一个问题，说你们有没有给日本公司做过？你们能把日本的一些制造东西教一点给我们？如果能马上就签单，如果不能他还要考虑。这就是巨大的影响力和巨大的牵引作用。

　　现在我们北京要办奥运会，今后的10年、20年是中国品牌提升的历史爬坡阶段，再过10年20年，像中国第一代著名领先企业，联想、海尔、华为、万科这些企业，第一代创始人都应该从董事会主席的位子上退掉，彻底成为股东了，现在这些创始人还是董事长、董事局主席。也就可以说，企业一代领导的周期基本结束了，从创业到成立30年、40年，完成了交换，如果交换以后这个企业垮下来，这不是一个模式、也不能被推广。如果持续领先并且越来越好，完全有理由相信，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同行公司，都会来研究这个现象，研究这种模式。就像现在中国企业谈到联想、谈到华为，都在研究，至少它到目前为止是成功的。

　　所以，没有理由说服我，证明在中国如果经济再持续健康的发展10年、20年，中国的企业就不能形成自己独特的管理模式，最终形成自己的管理理论。我觉得这和一个国家的国运、一个行业的发展，和整个市场的发展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五年前，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也没有一个外国人可以预言中国工商银行可以成为市值最大的银行，当时一片说中国银行不行了，是坏账。但是五年后中国股市的兴旺，曾经一度成为世界上市值最大的银行。当然没有想到过中国移动，在全世界的3G，或者在这个领域里面，所处的龙头地位，这在10年前、2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都是在过去10年20年中实现的。

　　从这个道理来讲，只要中国经济发展，只要中国的国力增强、只要中国的市场不断扩大，就是我们如果真的实现国家战略当中所说的，人均GDP翻两番、还有3、4亿农民进城达到小康，这个市场又可以培养一批更大的企业时，一定会有成功的中国企业，我不管它叫什么，会站在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的论坛上总结他的模式、写他的案例，并通过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向全世界传播，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在商业社会里面，在市场经济当中，是以胜者的经验来引导后者或者引导弱者，这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事情。这是一个理由，我认为完全可能的。是否叫理论？也许未来的十年，或者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是指我们能够在第一线工作，什么东西都在发展过程中，可能有些差别。是不是称之为理论？不是你自己称的，是要全世界评你是否称之为理论。

　　第二个理由，从另外一个更大的规律来看，无论是大自然的动物、植物，动物里面有大型动物和小型动物，还是人类社会文明的模式来讲。像昨天，我们在江苏听南大师讲的道理一样，其实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从来就是独立的，持续发展的，和欧美的文明，过去就不是一个根，就是两条线。

　　如果大家想一想，文明本身如果可以持续，在文明大土壤上长出得成功模式、成功体系，应该起码有点和欧、美有点差别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去讲，说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存在不存在外部的宏观条件？我认为是存在的。从这个来讲，不管最后称之为什么理论、什么模式，比如中国的比亚迪、中国的奇瑞、中国的吉利，最后在汽车行业，如果超过了丰田，那么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的教授，是否有足够的信心可以写案例、推广，称之为某某模式？我觉得这是完全应该的。

　　在我们来看，全世界汽车市场最大的增量在哪里？大家可能都认为在中国。那么为什么中国的汽车企业不可能呢？从推导的逻辑来讲，这里面存在这种可能性，更何况里面有文明体系的问题，或者是有消费者习惯的问题。所谓的文化，差别就在于消费者的习惯。当然我们承认，90年代、80年代生的人，中国的年轻人和欧洲的年轻人越来越接近，但我们还是要承认，中国的年轻人不管怎么接近，还有他的特殊性。既然有这种特殊性，就一定有不同的生意模式、交易模式。如果从中国人的文化角度来看，我认为刚才维嘉讲的面子文化，即使中国2020年，到中国人均GDP翻两番的阶段，这个费用也是不可省的，这就是中国文化。而且我个人觉得，即使这个费用多花点，后面的律师费少花一点，也有助于社会的和谐和幸福。

　　但这个问题，在宏观大的肯定下，还是有一些忧虑、有一些担心的。能不能出现？还是取决于我们所谓的“社会体制改革”。我写了一篇博客文章，因为“政治体制改革”这个只能是中央领导用的，我们老百姓用这个词汇不太合适，自己没有地位、没有能力说这样的大话不相乘。如果中国社会体制改革如果跟不上、出现动荡，这个美好的愿望只能往后推，或者最终成为水中泡影。市场环境的早期改革，是可以直接和生产力有关的。比如说用工制度，原来国有企业是终生制的，现在可以改成合同制，这个改革就释放了巨大的力量。最早国有企业不能解聘工人，现在我们可以解聘工人，只是有点成本，这都是直接的改革，这些改革结束之后，深层次的改革体系是需要更大层次和更大范围的改革，才能够激发真正的社会需求。

　　最近大家的热点，四川的地震抗震救灾来看，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最重要的动力在哪里？不在老百姓的觉悟、不在企业盈利的多少，在于有没有税收优惠和减税的政策，如果这个政策跟上来，不要说现在捐300亿，我看捐600亿都有可能，因为很简单。全国可以免税的慈善机构，加在一起不超过10个单位。如果要立法，说通过各种途径，个人捐款都可以抵扣个人所得税，会有更多的有钱人、更多的中产阶级为四川地震捐款，这个改革就不是企业改革，但是和企业改革是密切关联的，是社会改革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个人认为，接下来很多深层次的问题，或者影响中国经济理论的问题，是类似这样的改革。再比如说大学体制的改革，虽然现在各大学都说自己在改革，但按照我的看法，全中国各个行业改革里面，改革最差最慢最不到位的是教育体制，不仅是大学、也包括中学和小学。你看改革开放30年之后，我们现在什么不缺、什么缺？中国一般的老百姓，从家里的厨房到家里的客厅，到家里的客厅到家里的卧室，到家里的院子，所有的产品都是供大于求的，一个消费者可以挑选很多的竞争产品。但现在只有两个地方的人是有优越感的，我们都要去求他，都要找关系、找同学、找朋友、找领导，一个是名医、名医院，生病这个事，毕竟不是天天去求，大部分时间是不生病。更何况，我们有了慈铭，健康的医疗管理机构，以后去医院就少了，大家求人的地方就少了。全中国，好医生和好医院永远不缺病人。这个需求比学校更旺盛。第二，全中国老百姓都求人的，在北京有求人的，就是好学校。而好学校是什么？是天天需要的，或者对你的孩子，只要过了6岁到18虽一直需要，所以说教育体制改革是最慢的。在整个大交通领域，飞机、汽车、铁路、水运，这个系统里面改革最慢的是铁路，所以年年铁路出问题。如果铁路放开就不会出这样的问题，所以改革慢的地方就出问题。而在整个社会体制改革里面，教育改革慢所以就出问题。类似这样的改革，我觉得真正中国能不能产生中国管理理论，是大学本身的改革，只有大学本身的改革都像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一样，大家都来竞争，中国的理论就可以早一天出来。

　　梁能：谢谢赵民学长，他又带了一个新观念进来，他把政治学观念引进，留学理论背后实际上是利益的代表，软实力是硬实力的函数，等到中国企业做大，自然而然中国理论界会成为大家认可的理论。他的结论是一个阶段的，就是目前还没有为大家接受的西方理论，但将来随着中国企业做大一定会有。这个理论和前面维嘉学长讲的正好相反，维嘉学长是说现在有区别，将来基本上没区别了，后面隐藏的是说全球化最后是一个西方化，大家环境都一样，自然就没有什么国写理论。接下来请一位，如果不是对中国文化最有研究，也是中国文化最有研究学者之一的肖知兴教授。

　　肖知兴：我的答案，有YES一面，也有NO的一面，是否需要中国理论，有需要的一面，也有不需要的一面。

　　管理是什么？我的老师有一个简洁的说法，管理是科学、艺术、加手艺，不要忘记第三个方面，手艺。首先说不同的地方，大家知道科学的本质是什么？是可复制性。你键按下去，机器会动，这就叫科学。艺术的本质是什么？叫感动。同样一个故事，你讲我一点表情都没有，别人来讲我就感动得鼻涕眼泪一大堆这就叫艺术。手艺呢？那是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强调的是实践、强调的是真正的执行。我的观点，先说不同的地方。

　　艺术方面，中国和西方是完全不一样的。各位可能去了欧洲看歌剧，很多朋友没有感觉，那是干什么？京剧、昆曲一听就感觉很有味道。很多朋友也看过日本的剧，大家一点感觉都没有。艺术，是长久的文化传承，感动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中国和西方最不一样的地方，在管理者看来，我觉得是人文底蕴，我们对每个个体平等尊重方面，就像刚刚王维嘉总经理总结的，确实是我们对个体的重视程度，和西方无法比。手艺方面，就是分寸感、质感、手感、火候的把握我们和西方也有很大的不同。打比方到中欧上财富课，第一课就讲，怎样让财务报表好看？欠人家的钱先别给，别人欠你的钱赶快要回来，应收应付的帐款管理第一招就教这个。一位老板和我讲，按照这个做，我朋友都得罪了。在中国做生意，都是你个人的关系网，你为三万块钱得罪人？哪有这么傻的？所以如果完全按照这位老师说的方法做就会很麻烦。所以这都是不一样的地方，艺术、手艺中国和西方完全不一样，但是科学，没有中国式的物理、中国式的化学，我觉得也绝对不会有中国式的管理，这个听起来是笑话。科学是无国界的，只要找到这个因果关系，那这里同样有这个因果关系。

　　我举两个例子，加一些说明，说明为什么科学没有国界。

　　你出席一些小论坛、朋友之间聊天，有一些国际经验，看过一些西方书的人，特别喜欢给你头头是道的讲中国和西方的区别。西方重规则、中国重人情，西方管理是我要我强，中国人的管理是修己安人，什么一大堆的，我估计昨天南大师也讲了很多。但是，我一直对这些东西是持非常反对的态度，什么意思呢？很大程度上，这么说的朋友，他们如果不是固步自封，应该来说就是夜郎自大。完全没有考虑到中国一对一的人际关系造成的巨大成本，不要说经济成本，心理成本、道德成本，这个怎么算？刚才王总强调的，人家靠律师，全世界可以做生意，犹太人一方面自己互相信任，另一方面，什么时候和你做生意是局限呢？中国的温州人就不行，电话一打起来，温州话不会说，对不起，价格加20%，对不对？所以不可复制性是最大的问题，你的客户不可复制你就长不大、员工不可复制你就长不大。所以中国企业，大家一年到头365天没几天可以休息，因为每天都得去陪客人。最可怕的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中国所谓的修己安人的那套，所谓中国传统的东西，经常会被别人别有用心的拿去洗脑、权术和作为工具。打比方，跟你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起来一环套一环，真有道理。但是道理非常简单，大多数人跟你讲修己治人、修己安人的时候，重点在哪里？是在治人，所以他修己只是他治人的借口，所以这一套所谓传统儒家的好东西，已经被这些人完全拿过来，作为对员工进行洗脑、进行权术的工具，天天让你牺牲，结果是什么？是他掠夺。天天让你奉献，他享受。天天让你加班加点他是什么？他买一辆新的奔驰、新的宝马。整套体系，是一套“愚民”体系，和王总强调的尊重个体、开发民智，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相待，这种文化的底蕴是完全不一样的。所谓的中国式管理，是这么一套“烂货”。所以，下次有人和你讲修己治人的时候，仔细看一下这个人，看他是想修己还是想治人，我告诉你，99%他是想治你。

　　我写过一本书叫《中国人为什么组织不起来》，西方记者就问我，到底为什么组织不起来啊？西方人在问，我得用西方人熟悉的语言回答。我说每个人都想做小毛主席、每个人都想做统治者，这样公司可以做好吗？不可能的事。

　　第二个方面，和刚才的方面不一样，是一些外国人喜欢讲中国式管理。黄头发的讲了中国式管理你还不相信啊？我实话告诉大家，黄头发说中国式管理，是在自己的环境里面讲这些东西，和我们讲的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60、70年代，我们重要中华民族生灵涂炭，苟延残喘，西方有一些非常非常左派的知识分子，欢欣鼓舞说毛主席、毛泽东走出人类文明的一条新路，向官僚主义发出最高的挑战，解决了人类社会科层制的问题，解决了儒说所说“无往而不带枷锁”的问题，这和我们搭界吗？完全不相关。66、67年巴黎街头的学生，他们想的东西和我们中国的情况完全不搭界。西方人特别喜欢强调，中国人有一种特殊的交易方式，握手、打电话、签合同，法律成本低。但是人家是有了信任机制、法治机制的基础上，再羡慕你这种低成本的交易方式，他是锦上添花，我们是雪里送炭，我们没有这样的信任机制，签个合同要吃五、六顿饭，完全不是一回事。这就好比，人家是营养过剩、脂肪、蛋白质摄取过量，讲究每天不要吃肉，不要摄取太多释放。我们每天吃野菜、吃青菜，你过来和我讲，少吃点肉，肥肉猪肉不要吃，你什么感觉？“求求你给我一块肉，越肥越好，我已经三个月、三年没有吃过一口肉了”，语境不一样、环境不一样，其实说的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

　　西方人讲中国式的管理，对我们中国企业没有什么实际的价值，有学术性的价值。因为是不同的模式，但对我们实际的管理实践，不仅没有意义，甚至有负面作用。

　　这是我对问题的认识，但愿说得不太激烈，不影响大家中午的胃口。

　　梁能：感谢肖教授慷慨陈词，对这个问题给了一个非常孑然的回答。在科学部分，没有什么中国式理论，艺术和手艺方面也许还可以讨论。

　　下面请一位实践工作当中做得非常多，有请瑞银集团总裁李一先生。

　　李一：我讲这么几点，我刚才来了以后看了一下题目，现在的题目是中方管理理论。我刚刚就在想，现在的题目是中方管理理论。我刚才在想，理论往上走一步可能是真理，往下走一步是道理。我不是教授，也没有那个艺术可以吊起大家的胃口。我就在想，咱们非得说这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还是中方的？有的东西是渗透在一起的，有的东西是阶段性的，在这个国度、这个发展期里面，这个社会到那个地方出现这个东西了，就视为是西方的。有人讲未来可能是东方的，我没有做这方面的研究，我也想有一个提议，我为了要说这个呢？我想了这个就想这个理论是怎么形成的？这个理论的功能是什么？得到理论的方法论是什么？每个人探讨一个管理，今天这么简单的问题有这么多的观点，是否每个人都有逻辑上的道理，但我客观讲，要我讲，有缺陷，或者别人认为我有缺陷。

　　管理理论是这样的，我在国家机关工作过，在美资公司工作做，还做了四年国企的CEO，现在在欧洲公司工作。我走了这么多的地方，后来我只得了一个东西，理论非常好，给了我很多理论。但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不管是研究理论还是玩理论，还是实践理论、还是检查理论的，有几点我要讲，一是对人性的理解。我们很多东西，很多人，脱离了这个东西再研究一种东西。我在机关工作的时候，我也知道，比如在体制内，包括我当国企CEO的时候，大家讲过体制不一样、国度不一样，服务的行业不一样，因为我金融业也做过实业，商机我每每得到进步的时候，不管理论还是实践都是我对人性的综合社会表述掌握住了，解决到了，或者是较为好的平衡住了。如果没有这个东西，你说这东方理论、那西方理论，你出门旁边人就讲“傻着呢，根本没练过”。

　　还有一个，研究理论、实践理论、观察理论，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性。我很赞同刚才讲的屁股、脸，请客吃饭、律师、里子、外子，我都赞成。我当时在国企里面，我拥有一个相对的垄断东西的时候，我当然很得意，谁都来求我。反过来讲，我也很清楚，我进入国企，用七个月研究战略，当我内部、外部各个方面，抓了公司战略，我还没有讲人。我当时去做的一个是战略、一个是人。毛主席很小就教育我们，做一个好的干部，一是方向、二是队伍。方向弄好的时候，我发现我几乎没有请别人吃饭，为什么？客户来找我了，我的兄弟国企找我、民企也找我，为什么？我在相对独立的上面。有一定的行业发展阶段性，但我发现也有一定的社会性。比方讲为什么有些国企很牛？是啊，你控制垄断的东西人们能不求你吗？有时候说非得五顿饭。如果这个行业的发展、社会性到了，饭不是主要的，我根本不需要吃饭，我就需要签下这个东西，我也知道他必须要和我签这个东西。社会科学性不能放、行业的发展阶段也不能放。

　　另外，理论是变化的一种东西，这就产生一个理论的发展。我也和校友们、和一些同学们讲。包括我们在管企业的时候，我昨天还和梁教授讲，现在很多官员，很多社会的企业家、民营企业家，很愿意去像北大读书。举个简单例子，香港也有这样的学校，大家也知道，博士是买来的，我们讲西方管理理论，我们西方一些企业，对中国人的心态了解得太好了，他们在学校里面放一个奖学金，用这个奖学金定点服务几个中国企业的老板，而这些老板的读书都是定点安排一个陪读的，最后每个人都拿到博士。现在你去看报纸上很多企业老板，博士。

　　我工作这么多年，我也有一个心愿，我说什么时候我可以去中欧、去北大读读书？我可能更想了解的是最新的管理思想，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包括刚才有人讲“我的老师谁谁谁讲了什么”。其实，管子有些话我们学了吗？我们老祖宗的文章当中有很多东西都说过，这个我就不讲了。实际上企业是发展的，我讲理论的形成，我有个感受，我们在学校里面的教授，是否可以由这样的一个机制，到企业里面工作几年，你就真知道什么叫管理。反过来讲，在企业工作的老总们，能不能有个阶段，你们学校给这些人创造一个平台，让他们回到学校，但绝不是来买博士，是一个真正的交流，这种情况下的交流，可能会产生有时代性、有中国特色的、有对这个社会、对这个民族、对整个行业，这个行业可能是国际的，有那么一点促进的新理论。

　　谢谢。

　　梁能：刚才你有一点没有讲，昨天在车上和我讲了一个特别亮的观点。他说这么多年，国企做过、外企做过，他觉得有不同、也有相同。他说他认为，最灵魂的部分是不同。这有点像索尼的总裁，在当时人家问日本管理和美国管理区别在哪里？他说日本管理和美国管理95%是相同的，5%是不同的。但最关键的就是这5%不同的地方，而不是95%相同的地方，我觉得这是最精采的观点，就是最灵魂的地方实际上是不同的。

　　还有一位我们在座的理事对这个问题有很深的体会，有请新东方的教育徐先生为我们讲一下。

　　徐小平：对刚才赵民学长的观点，说中国教育短缺，我不同意，因为中国教育虽然短缺，但必然还有新东方在，以及中欧。

　　我和中欧关系源远流长，比在座的大部分都长，在96、97年的时候，中国刚刚开始不久，招生困难。我为中欧做出了重大贡献，当时有个招生办的同志，三天两头往新东方跑，当时我们经常在新东方大肆宣传，所以中欧在成长，也有我的贡献。当然我是part-time的贡献，所以说将来在铭献上只要写上我一部分的名字，“为中欧做出贡献的还有小平同志”。

　　我和大家分享一点点我在新东方的经历，从这个角度，至于有没有，我不知道。

　　我96年去新东方的，新东方的历史是俞敏洪创办的，我们没回来之前，所谓的我、王强一群海归回来之前，俞敏洪带着太太、带着母亲、带着姐夫、姐姐、二叔、三叔、四叔一直到八叔，已经在新东方干了五、六年，并把所有品牌，所有因素都建立成了，我们是后来者，参与者、寄生者，在新东方品牌下一个小小的铺子，经营我们的事业。在当时的情况下，遇到了很多很多问题。因为我们在国外很多年，许多观念、意识都变了。比如说当时俞敏洪的母亲对新东方的历史意义极为重大，至今还在发挥重大影响。他母亲搞了一个小餐馆，饭菜之难吃就不要说了，我总说好吃，但是我并没有去吃。过了一两个礼拜他母亲就开始发怒了，暴跳如雷，要把我赶出新东方，当时我面临着人生职业的第一个重大危机。老俞不想赶我走，他母亲说，“有小平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小平”。顿时老俞处在母亲和友谊之间要做出重大选择。这个故事，有一篇文章，一本书写过，老俞跪在他母亲面前，一系列的斗争。当时我看见他母亲闹，这个我不是说俞老师的坏话，这个事写成书、写成文章，俞老师也到处讲。但这个时候如何处理好和他母亲的关系？这就成了我本人在新东方建设这个品牌、开拓这个市场，为中国青年一代提供优质教育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个关系处理不好的话，也许中国学生都欢天喜地有了前途，俞老师的前途就没有了，他的家庭就会出现重大问题。当然，这是餐馆，一个小事。要知道，在新东方改制的时候，如果新东方不改制的话，绝不可能引进战略资本，绝不可能走到华尔街，现在我们有5000多人，有很多外籍的，有很多应该去世界一流投行的人，在我们这里工作。如果没有当初的改制、没有当初的资本运作，他们是不可能来的。

　　在这个过程中的每一步，有一个最难做的。老俞毫无疑问，他观念、意识和我们紧紧在一起，新东方的“三架马车”是一个至今为止令人自豪的传奇，但是背后有许多东西。有一天俞敏洪把我叫到家里去，说“小平，我妈妈说你把新东方给分掉了，你得跟我妈妈交代一下。”于是我就走到俞敏洪母亲那里去，我说“阿姨，不是我把新东方分掉了，是敏洪把我们给吞并了”。他妈妈一听吞并了，然后就高兴起来了，就和我徐老师长、徐老师短。我想这是中国智慧。

　　哎，我讲中国管理、讲到了他的母亲。这个是中国特色。

　　我和俞敏洪的渊源很长，追溯到80年左右。我和王强，出国前就在他家里吃过饭、做过客。俞敏洪就和我们讲，你们定期去看看我母亲。他过生日的时候或者什么时候，要给他送点小礼物，我说当然，没问题。王强在我们这个团队里面，更“西式管理”。王强说，老俞让我这样做，你准备这样做吗？我说YES，我准备这样做。他说NO。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母亲过生日我都没有送礼物，我不带礼物去。于是我就带两份礼物。我说，阿姨这是我的礼物，这是王强的礼物。后来我真这样做了，开一张发票给王强，把我的礼物也报了。

　　在新东方这样一个庄严、宏大、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10多年过程中，充满这样琐碎的东西，这样讨厌的东西。刚才维嘉说谈完业务要去卡拉OK，要去桑拿，事实上我在新东方，我的交易成本还包括给俞敏洪的母亲按摩。他母亲经常愤怒的找我，说俞敏洪的不是。其实俞敏洪是天下最伟大的孝子，仅次于我！

　　真的，老俞是伟大的孝子。

　　他母亲经常骂俞敏洪，就讲他从出生起的悲惨往事。我听他母亲讲那往事，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100遍。我一边听一边给他母亲按摩，说“阿姨，敏洪是个好孩子”。想起来充满屈辱，但也充分光荣，因为涉及到中国特色。

　　我们来托高俞敏洪，尽管我们在一起，我们各自做出了我们的贡献，但是如果最后写起来，老俞陷入了情感、母子、友谊、家庭的重重痛苦中，他至今还陷在里面。创办企业那也没有意义了嘛、人生活着也没有意义了嘛！从这个角度上，我非常自豪，不仅在西式管理上，并购、融资，新东方的引进人才做了很多贡献，包括击败ETS的无耻进攻外，我在中国特色的管理上也做了一些贡献，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谢谢。

　　梁能：我想小平讲了一句大家都是赞成的，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有中国理论，在中国管理企业，一定需要中国智慧。

　　我们今天讨论的题目，由于中国的现状，中国是世界经济一部分，肯定不能光限制在我们华人中间，我们也请了一位中欧外籍教授，MIT的博士史帝芬，谈谈他对在中国管理，需要不需要中国理论，就是肖知兴讲的“黄头发的观点”。

　　史帝芬：……当我在讲到中国文化、西方文化或者是美国文化，或者是东方文化，这些区别的时候，其实即使在一个国家里，不同的地区也会存在这样的文化差异。美国纽约的人和南方的人，可能就有一些差别。所以，我们不要简单的去把文化分成所谓的不同文化。比如说我自己就中国、美国、香港，这些地方都生活过。我就经历过不同地区的文化，可能我就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谈到中国文化、美国文化、西方文化、东方文化的时候，我愿意把它比喻成一个洋葱，就是把洋葱剥皮之后，里面的核心本质上是一样。当然，我们在实际的工作中也要考虑不同的文化，可能这些文化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实践、实际工作。当然，我们不能说在工作中我们遇到某种情况就必须你该这么做么做，或者那么做那么做。但文化确实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第二点要说的是，我们所谓的西方管理理论，也不是一个很新的一种说法。实际上所谓的西方管理理论，也是与心理学、政治、经济等等各方面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不要总是试图找到一种所谓的新的概念，我觉得现在已经很难有所谓“新的概念”了。在实践中，我们遇到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我们并没有对那些已有的概念做一个仔细的分析，在其中找到比较适合我们的做法。而总是觉得新的概念会比较好，没有去仔细的分析以前的概念。比如说我们经常做权重分析，或者有衰退模型等具体的理论，在中国，刚才有发言人说到，要保证你的脸面。既然我们有权重分析，我们就知道不是西方人不在乎自己的脸面，只是这个权重可能没有中国人那么高。

　　第三点，可能大家觉得我在中国是有不少经历的人。我曾经了解过日本的转型，事实上日本人也从西方社会、西方经济学了很多，他们创造了日本的奇迹。但是我们也知道，70年代末的时候，日本的奇迹就结束了，以前日本的模式也是在全球广泛认同的。事实上，日本战后工业化大概是在50、60年代左右，到70年代末达到鼎盛时期，80年代后有所衰退。日本企业取得很多的成功，他们的理论也被广泛的认同、广泛的使用。但是否这样我们就可以认为一个企业或者这样一个国家的经济，只要成功了就是一个值得借鉴的、正确的理论？刚才也有人提到了，当中国经济发展到很强生的时候，或者是中国企业做得很大的时候，就该考虑西方用中国的理论而不是中国用西方的理论，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念。

　　梁能：接下来大家可以提问。

　　听众：您好我想向肖知兴老师提个问题，我是一个医生，参加这个活动非常有意思。刚才谈到管理是科学、艺术加手艺，医学最能体现这个。

　　韩葵先生也说过，中医和西医，很难谈。因为中医有5000多年的历史，而西医只有200多年。所以谈现代医学比较好一些，因为美国的医学到现在是200年历史，中国从西方过来的医学是100多年的历史，当年是传教士过来传宗教和医学，后来我们一革命，把宗教给割掉了，就剩下科学。管理学，提倡现代管理学就行了，不要中式、西式了，因为都是相通的。我很赞同您的观点。

　　刚才新东方的徐老师讲的，教育、医学都是求人的地方，我们医学也是这样的。虽然医学改革更不成功，医学关系到民生、关系到每个人的每一刻，医学是时刻都要关注的，上学主要是到18岁了。

　　请老师从管理方面再谈一下。

　　肖知兴：您的观点已经表达很清楚，不需要我太多的回应。医学确实一样，科学、艺术加手艺。我再说一遍。科学是可复制性，艺术是感动、手艺是分寸感，是协作、火候、时机的把握，管理是这样，医学是这样，很多别的领域也是一样。

　　听众：我是决策者××顾问公司的，不是做管理顾问的，管理方面不是很懂，在中欧进行学习。

　　今天在这里看到一些理论的东西，在座的都是理论专家、实践的专家，我们是否可以落到实践上一点东西？刚才各位谈得我觉得很好，从理论的角度差不多快导到操作了方面了。小平老师我觉得说得非常有意思，他只讲实践，我觉得他干得很好。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有理论更好，没有理论我们来点智慧也行。

　　听众：我是EMBA 06级的，我谈两点实践方面的问题。在中国经营企业，这个环境对我们的应该作用太大了。我们在国企业干过，外企也干过，现在自己也在做私营企业，是很痛苦的，环境对我们的左右、影响太大了。我觉得，理论也好、实践也好，理论就是要指导实践，如果放到实践里面行不通怎么用呢？我觉得在国内这种环境下做经营有几个方面，一个是从政府职能方面对企业的干预，还有是政府里面某些人的个人干预，比如他有亲戚，要做你所需要的一些行业。还有一种是上下游企业对我们的干预，比如说你的供应商、你的客户，一些有权利人员对你的影响。政治体制干预，就是使企业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很难按照自己的理想、理论、想法去做。很难按照肖老师的思想什么的，你要找关系、要三陪，陪了之后没有达到效果你还不能怨，这就是我们的环境。

　　最近有一件事对我的触动很深，在网络上对王石捐款的问题声讨得非常厉害。我觉得整个的环境和我们社会，对企业的影响真的很大。从理论来说，没什么问题，大家的想法基本一致。但在实践上，中国的经营团队一定要改变，如果不改变，中国不会有什么大的企业出现。也不要奢望什么百年老店、什么大企业，这是不可能的。

　　听众：我本来想问斯蒂芬的，他讲了一个比较好玩的事。

　　我在一家美国房产公司做，华尔街的一些精英，他们管人就是咄咄逼人的样子。我一位美国的同事跟我讲，说他们南方和北方，打完战争后，到现在还有一个很大的代沟。我想我们在中国管理企业，是否对南方人和北方人也有代沟呢？因为有时候地区和地区之间都会有瞧不起人，会在网上骂等，会有一些歧视，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是否有什么意见？

　　梁能：非常好的问题，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内部文化差别，很可能比国家至今的文化差别还大。我们现在说有一个代表性的中国文化不存在，只有上海文化、广东文化。

　　这是非常好的发言。

　　听众：我看过肖知兴教授的书。

　　我不是很赞成肖教授的一些观点，中国是有一些劣性的问题，比如组织不起来，但是这次地震，造成四川交通阻塞。但是大家的捐赠物品等，都是没有人组织的，这是我们有人性的一面。今天的主题是“管理中国企业需要中国管理理论吗？”我觉得中国管理理论我们肯定会有的，我们核心可能是我们的儒家思想。我觉得我们人的需要，中国每个人都感知的，不是我们个人的需要，而是照顾到每个人的需要，这是我们民族的优点。

　　我记得一位专家说过，一个人在中国和日本的感受，在日本待得越久就会感觉越讨论这个国家，你在中国待得越久，就会越喜欢这个国家。所以我们的民族是有前途的。

　　梁能：很多嘉宾要赶飞机，我们今天讨论了很多的问题，讲到管理理论有没有共同性、有没有阶段性，有没有不同层面的方面性。我想今天的午餐会，目的并不是要对这个问题达成一个共同的认识、共同的结论，而是希望把这个问题让大家放到议事日程，有时候一个好的问题也许比十个好的答案更有效，谢谢大家的参与，希望大家可以把有关问题的心得体会交给中欧商业评论，我们会在中欧商业评论上展开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谢谢大家。

　　王红：感谢梁教授和各位嘉宾带来的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