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受限 财政政策“出手”

　　增长滑落和通胀加剧这一前所未有的双重风险组合，显然是对我国宏观政策的严峻考验。张曙光(张曙光新闻,张曙光说吧)、周其仁(周其仁博客,周其仁新闻,周其仁说吧)和黄益平等著名经济学家认为??

　　□利率政策进退维谷，汇率应该成为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应该“坚持汇率升值”。

　　□财政政策急需进行“收租减税”的改革，收租主要面向垄断企业，而减税是面向整个社会的。收租减税一方面调整了经济关系，一方面将使财政的宏观政策功能得以充分发挥。

　　今年以来，在国际金融动荡和国内雪灾为害的情况下，我国第一季度的GDP增长实现10.6％，CPI上升8％。在目前的形势下，虽然增长滑落和回头向上的可能性都存在，但是增长滑落的风险大于回头向上的可能。而经济增长滑落过多，通货膨胀程度依然较高，将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和挑战。

　　货币政策作用受限汇率升值应该坚持

　　尽管目前中美利率倒挂，经过去年的6次加息，贷款利率已经不低，再次升息有可能伤及实体经济。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张曙光认为，“不对称升息的可行性是存在的”。一是因为目前3.43个百分点的存贷款利差太大；二是提升存款利率不会加速短期资本流入。今年一季度短期资本流入达到了新增外汇储备的2/3，其主要原因是汇率升值预期的激励。据估计，其中40％要用国内借入来解释。在一季度，本外币存款一增一减，而本外币贷款一减一增，这种反向变动即是证明。

　　利率政策进退维谷，汇率应该成为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应该“坚持汇率升值”。张曙光坦陈，汇率升值已经影响到一些出口企业和就业。但是，这既是经济调整不可避免的代价，也是进行结构调整的大好时机。实际上，人民币汇率升值加速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经济出现轻度衰退和美元贬值，自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兑欧元和日元还分别贬值了3.74％和8.75％。放缓升值只会推动通胀和加大经济运行的风险。

　　不少人以“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度升值，并导致日本经济陷入衰退为依据，担心汇率升值会在中国引起同样的后果。对此，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介绍说，据国内权威学者研究，引起日本经济衰退的并非日元升值，而是1987年日本开始的大规模信用扩张带来的泡沫经济。其实，在1985年，与日元一起大幅升值的还有德国马克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台币。

　　周其仁还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汇率形成机制与国内劳动生产率的变动极不匹配。对于一般发展中国家来说，盯住美元的汇率机制是合适的，但是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处于不断的变动和进步当中，固定的汇率最终导致经济结构和内外结构的失衡。他说，我们“这些年实际一直在为一个过大的出口部门而抑制国内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这不是一个国家的理性选择”。

　　至于汇率进一步升值的后果和成本，张曙光和周其仁都认为，这首先不是一个主观意愿问题。不是说你“不想调就不调”，因为种种情况表明，中国已经很难继续维持目前的局面。越是推迟，成本就会越来越高。

　　财政政策作用凸显“收租减税”可一箭双雕

　　在当前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操作空间不足的情况下，财政政策的作用更加凸显。张曙光认为，为了减轻通胀影响，稳定通胀预期，除了增加转移支付和对低收入群体补贴，增加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社会性支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生产者价格，以激励相关产品的投资和产出等常规政策外，目前急需进行“收租减税”的改革。“租”即租金，是国家作为资源所有者取得的贡赋或者资源的价格，与利润和税收有着实质性的区别。收租是国家作为所有者的行为，不是资本所有者的投资取利行为。不应把三者混为一谈。

　　为什么要收租？张曙光认为，据测算，目前我国每年国有农场和国有大中型矿山企业占用的土地租金，加上煤炭、石油的资源租金，大约是3796亿元。如果再加上城市土地资源、其他矿产资源、电信频道资源以及人文资源，估计年租金达上万亿元。

　　这些流失的租金以及补贴大幅度增加了垄断部门的利润，成为投资扩张的重要原因，进而加剧通货膨胀。张曙光指出，目前资源能源要素价格扭曲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收取资源要素的租金。通过收租，消除资源要素价格过低和构成不完整，促使资源要素价格完整和合理化，将促进中国的资源要素市场化进程。

　　他因此强调，遏制通胀一方面要关注价格总水平，但也要关注由于相对价格扭曲对价格总水平的影响。

　　当然，在收取租金的同时，应该同时实行减税，如加快实施增值税由生产型转向消费型；将个税起征点进一步提高到3000元或者5000元，并从面向个人征收转向面向家庭人均收入征收。他说，收租主要面向垄断企业，而减税是面向整个社会的。收租减税一方面调整了经济关系，一方面将使财政的宏观政策功能得以充分发挥。

　　花旗集团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认为，在坚持从紧货币政策的前提下，财政政策应该更加宽松。不过，宽松并非仅基于支持抗震救灾，而是基于更深更长远的考虑。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正进入新的结构转型阶段。随着各种成本的上升，很多企业面临转型或者升级的压力。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帮助其顺利实现转型。

　　那么，在目前通胀压力增大的情况下，增加财政开支会不会加剧通胀？黄益平认为，中国目前的通胀中，有供给也有需求方面的因素，但是并非一个简单的经济过热问题。一个经济体是否过热，主要看经济增长速度是否超过资源能源生产要素的支撑能力。有一个数字需要注意，就是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例，我们有11％的顺差，这说明我们没有出现严重的过热。因此，导致通胀的并非过热，主要原因是内外经济结构失衡导致的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断放大，外资流入引起流动性过剩。如果财政投入能够帮助实现国内外经济平衡，改善投资结构和质量，就不仅不会加剧，反而会有助于缓解通胀。

　　周其仁认为，但凡可能，货币政策应该继续从紧，不能放松。财政政策要“积极”起来。当然，“积极”要以当前的财政收入规模量入为出，不应发债。要在总量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压缩部分不合理的财政支出，调整支出结构。即使不能很快降低通胀，也要通过2至3年的时间实现这一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