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通胀才能确保经济增长

　　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4月份的宏观经济预警指数为110.7，比整个1季度的113.3有所下降，但自今年1月份以来，该指数已经连续4个月处于绿灯的稳定区间，而此前，宏观经济在去年9月至12月期间一直处于偏热的黄灯状态。

　　坦率地说，这种“经济偏热”转为“经济较热”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紧缩性货币政策起作用了，而是民众对经济预期的悲观度增加了，导致经济活动的稍微下降，从而引发了“黄球转向绿球”。实际上，我们很难说中国央行采取的是很明显的紧缩性政策，因为从商业银行的总的贷款发放(本币贷款和外币贷款)和M2指标的走向都无法证明这一点，中国其实并没有实施非常严厉的货币紧缩政策。

　　紧缩政策的最基本着力应该是“价格型货币工具”，尤其是利率的调整，因为道理很简单，紧缩的本质是压缩总需求，是压缩资金需求者的需求，而不是压缩资金供应者手头的“资金”。但是，似乎这个逻辑在现实中被“倒过来”了，当局更热衷运用准备金和央行票据这样的工具，而冷淡利率工具。他们认为是银行“钱”太多了，而不是“外部对银行索要的钱太多了”。

　　如果不以利率为主进行调控，那么通胀是很难调下来的。流行的观点是，中国的通胀问题是流动性过剩，主要由外贸顺差和热钱导致的，需要采取人民币升值的手段。有趣的是，这一说法是非常“分裂”的，假设汇率上调真的可以抑制外贸顺差的话，那么汇率上调也可以把热钱引入得更多。

　　更值得注意的是，整个外部世界现在都在忍受通胀的困扰，很多明智的西方国家已经开始着手大力对付通胀，压缩国内需求，他们特别希望其他国家不要过度压缩需求，因为这将降低调整国的外部需求拉动力，他们更渴望某个国家既在国内保持低利率的投资拉动状态，同时将该国的汇率迅猛上升(扩大了该国的外部购买力)，因为这就意味着该国可以分担调整国的内部调整成本(保持比较旺盛的外部需求)，毫无疑问，整个世界都希望中国成为这个“倒霉”的角色。美国是通过“美元贬值”的方式来“赖掉”其责任，而中国则需要“硬挺”的方式来承担国际调整的成本，这是一个奇特的对比。

　　几乎市面上大部分人都认为“对付通胀将降低经济增长导致衰退”，而这是不可取的，于是4.8%的CPI目标应该灵活地放弃。我们也认为，这个目标有点奢侈。但是我们坚决不同意对付通胀是有害于经济增长的。实际上，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世界经济史已经告诫过我们，通胀所造成的“扭曲”破坏了家庭部门和企业部门的决策、破坏了储蓄和投资的决策，它对经济长远的危害是远远大于暂时调整所忍受的成本。

　　美联储的米什金在最近论文《Does Stabilizing Inflation Contribute To Stabilizing Economic Activity》完整阐述了通胀控制对经济稳定的好处，他反驳了那种为了经济短期增长或者维持可以放松对通胀控制的做法(当然他也反对在经济恐慌的时候僵硬地遵守反通胀哲学的不明智)、那种以“衰退、失业和丧失发展基于”来恐吓反通胀策略的下三滥路数、那种以“时间换取空间”的看似稳妥的所谓“软着陆”思维(我们并不反对软着陆，而是认为“软着陆”已经成为一种为高通胀辩护的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