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扭曲等于用中国的钱补贴全世界

　　理顺国内生产要素价格成当务之急

　　■引言

　　上期的《财富论衡》(见本报6月2日A13版)就“人民币升值”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期将就“中国目前面临的成本扭曲”现象与专家展开讨论。参与本次圆桌对话的是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肖耿博士、花旗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中国投资公司资产配置与战略研究部主管赵海英以及香港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宋敏。

　　成本扭曲成为经济发展绊脚石

　　记者: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快,非常成功。但是,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很多结构性矛盾,比如消费增长速度不高,经济结构失衡,出口所占比重太大,投资欲望太强烈。在几位专家看来,这些经济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哪里?未来中国成长的障碍会是什么?

　　赵海英(中国投资公司资产配置与战略研究部主管):在人均GDP再翻上两倍、三倍的时候,对资源供给的压力也会很大,而我们的资源供给又是非常有限的。现在铁矿石的价格每年可以增长60%、70%,如果自然资源价格以这样的速度增长,等于是卡着我们的脖子一样。所以,自然资源可能会成为中国成长的重要障碍。

　　黄益平(花旗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之所以说自然资源可能会成为中国成长的重要障碍。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国内还存在着成本扭曲。成本扭曲最主要的动机就是为了追求高增长,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年代就有过这样的影子。为了让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快一点,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压低原材料价格。进而在工业生产上产生超额利润。这些超额利润又可以进一步投资,加快工业发展。

　　肖耿(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特别是目前还有很多的重要行业,国民经济支柱行业还存在价格管制。要知道,当我们实行价格管制补贴电、油、水等很多原材料的时候,我们补贴的不仅仅是中国的老百姓,补贴的是全世界。因为全世界的工厂都设在中国,在中国设工厂就要用水、用电、用煤、用油。我们补贴的不是工人,打工的人一个月才挣120美元。补贴的是购买中国产品的全球的消费者,其中包括很多发达国家的消费者。

　　成本扭曲现象正从沿海向内地转移?

　　记者:在采访中,珠三角的一些企业告诉我们,他们正在把工厂向内地迁移。你们怎么看待这个现象,能否认为,成本扭曲的现象也正在从沿海向内地转移?中国依靠成本优势的发展模式还能否继续?

　　宋敏(香港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资本、劳动、土地、资源是宏观经济的基本要素,在经济增长中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很长时间以来这些要素成本却被人为压得很低。以劳工成本来说,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广州的很多工厂,工人的工资都是十几年没有变化。这其实是人为地压低了劳动力的价格。

　　从要素成本来说,土地成本也被人为压低。珠江三角洲刚开始发展的时候,港商进来土地是不要钱的,甚至还有补贴。这个时候土地成本受到了局限。现在广东地区成本上升很多,很多企业搬迁到了更加靠近内地的省份,比如内蒙、宁夏。一些港商告诉我要把工厂搬到内蒙去,因为那里的土地不要钱。这些行为正在重复十年前的情况。当然楼也会盖起来,经济也会很蓬勃,可是隐含的成本非常高。

　　肖耿:价格管制的出发点是好的,是希望穷人可以少付一点电费、水费,但是它造成的后果是补贴全人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当务之急是需要理顺国内生产要素价格。

　　中国在过去进出口量不是很大的时候,我们可以补贴。环境污染的严重也是对其他国家的补贴。现在国内生产要素因为油越来越贵,环境问题越来越重要,气候变化等各种问题暴露出来。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如果这个模式再继续下去是不可持续的。现在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要反省过去的发展模式。

　　应如何治理成本扭曲?

　　记者:成本正常化意味着生产成本要上升,比如能源、土地、劳动力、环境等要素成本。成本上升在一定程度上会推动通胀压力上升。另一方面会降低经济活动的速度。在你们看来,政府应该怎么治理成本扭曲?是不是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宋敏:政府现在也意识到这一点,开始进行劳工保护、治理环境污染等等。而且马上就看到效应了,很多广东地区的港商企业已经没有办法生存下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比我们想象的大,也可能接下来的30年不会有这样高速的发展。

　　肖耿:从目前的政策来看,非常有必要提高利率。我记得以前有一些保值储蓄,给贫困阶层补助。这些给贫困阶层的钱可以计算。但是,如果通过价格管制补贴全人类,补了多少无法计算。我们可以算出来因为油涨价、米涨价,给贫困阶层的老百姓每个月补两百块钱、三百块钱,可以计算出具体数字。如果中国的油比香港便宜,香港的汽车都到中国来加油,中国的水便宜、地便宜,然后到中国来设厂。这个数字没有办法计算,最后吃苦的都是老百姓。

　　宋敏:中国的经济增长确实是粗放式的。生产效率是在提高,但是真正有自己的创新、品牌、国际竞争力的产品还是相当少。今后20年、30年怎么走是很重要的。到底是利用原来的模式,还是利用现在积累的资源采取不同的模式?比如在产品创新、技术发展、环境保护等方面。在制度改革上,要真正地解放思想。我现在体会到中央提出的解放思想的潜力是相当大的,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思考,可以帮助我们在后30年得到发展。

　　黄益平:中国经济以保持10%的速度增长接近30年。在这个阶段经济结构发生很大变化。过去非常蓬勃兴旺,非常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着很大压力。因为各种各样的成本都在上升。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企业要关门,有的工人要失业,政府需要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帮助企业转型,帮助工人再就业,这是政府非常重要的功能。

　　赵海英:中国有句古话可以把市场经济的事情全部概括进去,这就是“不要代马行走,不要代鸟飞翔”。经济、市场、企业是民间可以做得很好的事情,政府还是尽量不要代它飞翔、代它走路、代它经营。

　　本报驻京记者吕天玲郑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