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动力求解

　　胡军华

　　编者按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尽管经历了太多的争论、短暂的迟疑甚至徘徊，改革和开放始终是这30年的主旋律。30年的斗转星移，太多的历史沉淀和经验等待我们去记录和挖掘。

　　从本期开始，《第一财经日报》将用心呈现，陆续刊登“CBN中国改革开放30年特别系列”报道，和读者一起回溯改革开放的路径和艰难探索，并在此基础上求解中国未来的发展难题。

　　从1978年开始，中国经济连续30年获得持续、稳定的增长，被称为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

　　这个奇迹能否在下一个30年延续？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认真总结，在过去30年中究竟是哪些关键因素造就了“中国式成功”。

　　2008年5月25日，作为“上海论坛2008”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周年”圆桌会议在复旦大学举行。六位参与了改革开放进程的经济学家围绕“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经济动力”这一主题进行了讨论，他们分别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上海对外贸易学院院长王新奎，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史正富，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理事长陈伟恕，中国创业资本研究中心主任陈琦伟。本次讨论特邀《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秦朔主持。

　　高尚全：人民成为财富创造的主体

　　这30年中国经济的变化，我印象最深的是人民群众成为了财富创造的主体。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创造财富的主体，老百姓的钱集中到财政，财政再投入到各行各业。企业和老百姓都是被动的，是“要我干”而不是“我要干”。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老百姓和企业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则是创造环境的主体。过去要我干，现在我要干，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激发出来以后，老百姓就富起来了。富起来了以后，政府不是直接去管企业，而是为老百姓创造财富提供服务，创造环境，政府转变成服务型政府；老百姓富起来了，政府税收有了，税收多了以后，政府也有能力可以为老百姓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

　　前年我到浙江调查，浙江是一个面积的小省，但一年有2000多亿的财税收入，而有些面积大省的财税收入一年还不到1000亿，有的省只有200多亿，就没有能力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我最近在写一篇文章，题目叫“人民本位论”，就是讲人民作为财富创造主体的意义。

　　袁志刚：劳动力的成功转移

　　改革开放以来，我认为中国经济最成功的地方是我们的劳动力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中国成功做到了两亿劳动力的转移。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除劳动力以外，所有的生产要素，比如说资源、技术、管理、品牌、国际市场的要素，纷纷进入中国东部沿海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而中国的劳动力则源源不断从中西部转移到东部地区。所以这一轮的全球化，我认为最实质的内容是中国7.5亿劳动力参与到全球分工体系之中，并凭借这个优势获取经济增长。据一位美国经济学家的估计，中国劳动力如果从中西部转移到东部，创造的生产力是原来的16倍。所以中国在这30年当中，通过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为全世界的财富创造和集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使得我们的经济获得了快速的增长。

　　王新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就我个人的体会，对我最有影响、最有震撼力的，就是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讲话以后，我们国家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

　　1989年6月，小平同志在一个讲话中说，我们还是要坚持改革开放。这对我个人是30年当中最震撼的事情。当时有些人认为，改革开放的方向可能要调整，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小平同志在讲话当中对改革开放还是坚定不移。1992年起草党的十四大报告的时候，在北京香山饭店开了一个会，也邀请了上海的几位同志参加。在这个会议上，我们提出，在十四大报告当中，要提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时许多同志都没有想到，或者不敢提这个说法。后来，江泽民同志在中共中央党校的报告中正式提出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成为1992年到现在我们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

　　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意义是什么？大家知道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整个改革的重点是产品的市场化改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以后，我们开始了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也包括企业家才能作为一种要素的市场化。这样，改革就深化了。

　　史正富：分权改革模式促进地方发展动力

　　我认为中国改革最有特色的是用分权的改革模式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大大促进了经济发展。

　　经济学界对苏联、东欧国家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研究，苏联的改革是用中央集权的官僚科层体系去改革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经济上引入市场和多元产权，政治上则继续依靠集权的官僚科层体系，最后不行。为什么中国能够成功？我认为这与中国的改革治理模式有关

　　在我们国家，一个主要的变化就是中央与地方实现了财政分权，地方省一级政府事权和财权是融合在一起的。由于改革治理结构的分权，使得地方政府成为了非常重要的改革力量，能够调动地方的资源促进发展。在中国，我们的问题是改革还不彻底，还要继续推进；而在有的国家，问题则是改革的停止。

　　陈伟恕：人民群众和政府之间的不断互动

　　现在回想30年的改革，我印象较深的几件事，一件是我有幸参加了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这次会议上来自各条战线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就国家经济怎么发展的问题，大胆思考、发言。中央有关同志认真地听取了这些意见。

　　莫干山会议有几大主要主张，以后改革进程中都一步一步兑现了。一个大主张要放松、放权、放开；第二条就是改革从农村开始要走向城市，高度重视经济特区建设对城市化道路、工业化道路的推动作用；第三个要面向国际，要开放，让国际资本进来，到国际上去寻找市场和资源。这三大意见，当时我们有五六个组都提出来，都有专题报告。莫干山会议后，中央领导同志逐步定期、不定期召集知识青年、企业家、工人开座谈会。

　　在上海，江泽民同志、朱?基同志在这里工作的时候，每隔一个月到两个月都会开一次座谈会，请专家学者在各个领域海阔天空地讨论大事，和我们很平等地交流意见。

　　现在回想起来这些事情，联系到改革开放30年的大命题，对我触动很深。改革开放的进程，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人民群众和政府之间的互动。过去毛主席讲过一句话，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现在的中央领导集体也有集体学习的制度。都是这种互动的表现形式。

　　同时，我们的改革开放过程也是一个渐进过程，不是像单纯学理论的理论家那样的，要彻底的一步到位，而是始终把传统和现代结合起来，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把创新和守成结合起来，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实际上是合成，混合成的东西，中国的道路就是这样过来的。30年，变化从世人看来简直是突变，但其实我们的30年按月、按天、按小时计算是很漫长的，我们就是这么慢慢过来的，而且走成功了。这种渐进实际上也反映我们中国人潜在的、主流的一种思维习惯和文化传统，事实上是中庸之道，就是做事要有礼仪和规范，我们很多问题出在太急于求成，急于一夜暴富，这不行，还是要循序渐进。

　　最后，我认为改革开放的过程也不是简单的渐进，我们是一个持续的梯度推进，从内涵上讲是一步一步往上在走。从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上，是逐步往普通老百姓、往中西部地区跃进。过去是靠廉价劳动力，但是这样下去我们走不上去了，所以现在要在人力资本、科学教育上更多投资，持续发展。

　　陈琦伟：证券市场造就资本中国

　　从我的角度看，我觉得改革开放中印象最深的是证券市场的发展。

　　如果说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还有可能逆转，会不会坚持改革方向，还有一些人提出疑问，那么在90年代以后，特别是2008年谈这个事情，我们可以满怀信心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是完全不可逆转的。

　　这个差别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的感觉，中国整个改革的进程主要是从上往下启动，改革开放大的方向、大政策、大推力主要是自上而下。因为是自上而下，自然会碰到一个瓶颈口，这个瓶颈口怎么突破就变得非常关键。80年代中期的时候，所有社会力量都认为，突破口是政治体制改革。但这个方向在当时过于激进，不具有可操作性。

　　而到了90年代以后，我们内在地产生出一种使中国真正由下而上、真正创新的因素，来推动改革开放。证券市场就是一个典型代表。1990年底设立交易所，上海只有8家上市公司，大家都说证券交易所就是一个点缀性、装饰性的东西，都是小企业，真正的主流企业、国有企业，哪需要到证券交易所？当时很多领导都认为证券市场只是集资的功能。

　　但是证券市场有自己内在的力量，它不光给你钱，还呼唤着新的管理制度。中国股票市场总市值去年最高峰的时候有37万亿人民币，已经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这是1990年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而现在变成了事实。证券市场不光是市值增加，投资股票的人增多，现在所有的企业，所有行业的企业，包括制造业、服务业、信息产业都进入了证券市场。证券市场不光带来了资本来源的变化，而且带来了管理制度、信息披露以及专业性的提高，这些因素会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