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 郑世凤
6月24日,铁矿石贸易商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暗示,他们对已经涨幅达96.5%的矿石价格仍不满意,中国的钢铁企业可能面对更高的进口价格。加上此前国家发改委刚刚上调了成品油和电价,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上涨,必然提升已经创出5年新高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但是,经济学家认为,目前即使央行加息也解决不了中国的输入型通货膨胀。
加息难题
中国价格协会理事战勇教授认为,本质上中国的通货膨胀是从美国进口而来。“美国利用美元贬值和次贷危机向外输出通胀,”战勇指出,“本轮通胀实际上还是一个综合性、多因素、并发性的价格上涨过程。”人为的投机因素和输入型通胀正在夹击中国。
长期在国家发改委体制改革与管理研究所任职的中国政法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席涛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分析当前的通胀形势,除了要关注外部因素,同时也应分析我们自身存在的问题。
席涛认为中国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中国宏观经济持续十年的高位稳定运行目前正面临问题,资源的制约因素也已逐步显现。其次,我们虽然已逐步融入国际一体化,但是由于经济领域中对风险的控制和对冲没有做好,所以现在的货币政策有失灵之虞。第三,从经济周期来讲,我们目前可能正处于一个周期的下行通道。”
针对目前市场对央行加息的预期,席涛认为:“央行以通胀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也要考虑到其他的协调因素,例如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以及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所以当前加息等调控手段的出台应该还是比较谨慎的。”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场研究室副主任尹中立认为,“央行面临着两难境地,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十分有限:一方面物价上涨,另一方面股价房价又处于下行通道。而且现在的股市跟一年前又不一样,对货币政策的反应越来越敏感,这样从稳定股市的角度来看,具体抑制通胀的政策走向可能不是央行所能左右的了。”
放开价格管制是解决之道
输入型的通货膨胀不是一个可以通过货币政策的调整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席涛说:“经济运行是有一个周期的,人为调控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关键还是要着眼于长远,从供给面入手,结合产业结构的调整,从根本上改善我国的经济结构,提高抗风险能力。”
席涛还强调:“我国的外贸依存度长期在70%上下徘徊,这是很危险的,意味着我国经济很容易受到国际经济动荡的影响。事实也证明这恰恰就是此轮通胀的助推因素之一。这样一来对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就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针对目前这种输入型通胀,“改革价格体制才是重点,用加息或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等手段来控制通胀,必然会严重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而且一刀切的调控措施也很容易造成误伤,”因此刘煜辉建议,“政府应该把货币政策放在一个引导资源优化配置的位置。”至于治理通胀问题,刘煜辉认为应该多在财政政策上做文章,比如针对中小企业放松信贷管制,降低他们的税收,为中小企业营造宽松的经营环境,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否则的话,他们一方面由于进口大量初级产品而承受日益加大的成本压力,另一方面由于缺乏议价能力,又不能把这种压力转嫁出去,这样的发展是在硬扛。”
刘煜辉坦言,解决此轮通胀没有什么特效药,放开价格管制是最迫切的解决之道,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讲,本轮通胀是过去三十年被管制价格的全面反弹”,而解铃还须系铃人,“理顺要素价格机制、逐步解除价格管制、释放通胀压力的改革成为治理本轮通胀不可回避的、最根本的任务,也应该是当然的选择”。
同时刘煜辉还提出:“尽管这会带来短期的巨大冲击,但如果不改或者改的动作比较迟缓,后果会更加严重。”从长远来看,与席涛教授一样,刘煜辉也认为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的升级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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