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财政”于农有损于城无益

　　2008年过半，从广州、深圳、上海、杭州、南京到北京，去年的热点“地王”纷纷“流拍”。土地市场迅速“变脸”，致使往日不赞成房价“拐点”说者，如今也承认感叹地价出现“拐点”。

　　地价“拐点”的出现，首要原因是“炒地”已无多大油水。

按理说，把钱投向土地是最保险的，土地应有稳定金融的积极作用。但我国土地的出让权主要在市县级政府，地方政府卖地后把钱存到银行，银行钱多了就要贷出去；企业贷了钱，再买地。如此互相推波助澜，土地“招拍挂”终变成了“拼高价”，“天价地王”蜂起。同样问题反复出现，表明“闸门”出了问题。

　　我国的房地产市场目前暴露出来的顽症，根子在于“土地财政”。目前，地方的土地出让收益大都超过财政预算的三分之一，但这么大一块资金并未按规定完全纳入预算管理，不在人大监管范围内。6月初，审计署公告2004年至2006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审计结果，71．18％的土地出让净收益未按规定纳入基金预算管理。失去监管的土地出让收益，成了“炒高”地价的“罪魁”。

　　当前的土地出让金，主要是农地征用增值收益。按规定，土地出让金的纯收益至少要有15％用于农村，分配要向农倾斜，但实际上多被用于城建开发。结果，貌似“取之于农，用之于市”，实际上在城市里，除大马路、大广场外，广大市民并未直接获得多少好处。有人讲，“流拍”频现将使城建停滞、国有资产流失甚至影响远期住房供应。事实上，这种说法纯属似是而非。巴菲特说，潮水退了才看到谁没穿泳裤。“地王”退潮，暴露的将只是对“土地财政”的不合理依赖。

　　国务院已明确要求把土地出让收支全额纳入地方基金预算管理，接受人大监督。要彻底避免地产大起大落怪圈，归根到底要靠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加大地方政府征地成本；同时应坚持民生供地优先，充裕保障性用地，使炒地者无利可图。再综合运用税收等约束机制，或可使地方政府彻底走出“土地财政”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