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宝钢、一汽、上汽和联想为代表的中国民族工业企业(尽管不是纯粹的民族企业)在全球化的分工与竞争框架下,通过自身的努力,已经进入世界500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比外汇储备高居世界第一更有意义的经济成就。
同样,胸怀大志的华为、中兴以及纵横欧美的海尔在赢得竞争对手尊重的同时,也把中国改变世界经济版图的步伐往前推进了一步。甚至,大唐的TD-SCDMA,尽管产业化步履维艰,却也抹杀不了中国民族工业在国际技术标准领域里取得的标志性成果。可见,在后工业化时代,中国的民族工业不仅有着巨大的成长空间,更是中国经济能否真正崛起的根本保证。
民族工业不是历史名词 然而,长期以来,在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定位上,国内不少人极力鼓吹中国应充分利用市场和劳动力资源优势,大力引进外资,将中国打造成为全球加工厂,而不必发展那些耗时费力且有一定风险的高技术。至于民族工业,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已是过去式,再无多少扶持和发展的必要。一些地方的领导人在尝到外资带来的税收、就业和出口等“甜头”后,渐渐对表现不佳的中资企业失去兴趣,而把发展本地经济的希望寄托在外资身上。
笔者认为,从工具性价值的角度来看,中国大力引进外资无可厚非,大量中国企业充当跨国公司的下游组装厂也是当前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下的必然结果。但若忽视了外资的经济负效应和挤出效应而对外资寄予厚望,以至于“心为洋役”,那么我们迟早会为之付出惨重代价。在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的今天,开放已是大势所趋,民族工业的概念确实在逐渐淡化。如果简单地用民族主义来约束外来资本,不仅不符合世界经济的发展潮流,同样也不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环顾世界各国,没有一个国家在空洞的民族主义旗号下,为保护本国落后的工业而盲目拒绝外资。
不过,狭隘的民族心理固不可取,但若忽视了外资的负效应而对其盲目崇拜,不分青红皂白来者不拒同样也是幼稚或说是别有用心的。尽管世界经济正走向一体化,各国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相互依存。但人类毕竟还未进入大同社会,国家依然存在,民族更未消亡。美国应该是全球化叫得最响的国家,但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却是美国利益至上,若遇挑战甚至不惜动用武力,这早已是世人皆知。
再看其它国家,到目前为止也都未降下民族工业大旗的迹象。国家意识看起来相对淡薄的欧盟成员国,其所设置的名目繁多的非关税壁垒,数额巨大的农业补贴以及对欧盟以外国家进行频繁的反倾销调查,至少在许多人看来是与世贸组织的规则以及全球化的趋势背道而驰,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欧盟是不会放弃这种做法的。即便是对同一阵营的美国他们也时刻保持警惕。而在我们的近邻韩国,保护民族工业的声音更是喊到了高八度。人们不会忘记1997年韩美间的汽车大战,当时美国政府曾试图要求韩国政府采取“具有转折意义”的措施来改善韩国消费者对外国汽车的消费意识。但韩国以“从政府的角度努力有限”加以拒绝。直到今天,“通用”和“福特”等美国公司依然在韩国市场上难有作为。
目前必须做强民族工业 经济发展史一再证明,投资对象国在经济上的强大不能仰赖外资支撑。以南美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巴西为例,虽然建立了相对齐全的工业体系,但巴西经济是在没收外国资本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由于种种原因,国有化很不彻底,经济发展一直严重依附外国资本。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外资的大量涌入,外资已形成了一股非常庞大的势力,并基本上控制了巴西的经济。因此,在全球化的分工框架下,一国如果没有强大的民族工业,只能处于国际分工的中低层。而就中国的情况来说,众所周知,决定经济竞争力的要素主要是经济制度、人才、技术与管理。而这些靠外资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的。尽管有时出于某种考虑,外资企业会向中资企业转让一些技术,但其不可能把最先进的技术转让给中国同行的,没有几家外资企业愿意将中国企业培养成为其强劲的竞争对手。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跨国公司都有为母国国家利益服务的一面。很难想象,一旦中美交恶,波音、英特尔会因担心失去中国市场而走向美国政府的对立面。
关于中国经济未来由谁主导的问题。学者们认为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外资主导的中国经济”,这种危险不是不存在;第二种可能是中国企业成长为世界级的企业,主导着未来的中国经济。显然我们希望出现第二种可能。但面对日益激烈的版图争夺战必须及早培育出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族企业,这样才能将经济发展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很难想象,中国在经济上的强大能建立在民族工业普遍削弱甚至消亡的基础之上。外资永远只是外资,尽管它能够对中国经济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而中资企业虽然暂时还比较弱小很不成熟,但它始终是中国经济的根本。我们不应忘记,正因为有了乐凯的孤军奋战,才使得柯达和富士不能随意提高在中国市场的销售价格;而联想、海尔、华为、大唐和中兴的傲然挺立,也使得惠普、戴尔、IBM、伊莱克斯、高通等跨国巨头无法在中国市场上为所欲为;同样,有了中石油、中石化、中远、长城工业总公司、宝钢等重量级中资企业作支撑,我们才有了与发达国家较量的资本。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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