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新资本协议需要中国版本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在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同中国银行业的经营管理相结合，进而发展出既能体现新协议的实质，又符合本土实际和监管要求的中国版本。

　　考虑到风险计量的复杂性、新协议的局限性、中国经济和中国银行业的特殊性以及由此所需的巨额投资，开发中国版本不是必要，而是必需。

　　对中国版本的迫切需要，首先来源于对风险计量复杂性的认识。

　　众所周知，新协议的最大贡献就是风险量化。通过将信用风险量化为一个个具体的违约概率值，为风险计量和比较提供了一把有明确刻度的风险标尺。违约概率通常都是很小的数字，绝对的违约概率数值不足以完全反映实际的风险暴露。另外从风险来源看，违约事件不仅取决于借款人自己，也更多地取决于具体的经济环境。

　　风险的相对性在现实经济中有很充分的体现。例如，在1999年大规模剥离我国银行的不良资产之前，有观点甚至认为其在技术上已经破产。但在国内，这些基于国际标尺得出的评级结果并未获得普遍认可，考虑到中国经济的特殊性，国企以及金融机构的实际风险并没有评级结果显示的那样高。这种认知上的差异就是基于对风险相对性的判断。既然风险是相对的，如何按照新协议的要求打造适合我们自己的风险标尺就变得非常重要。所谓的中国版本，就是要成功打造这样一把标尺。

　　其次，为克服或规避新协议的局限性，客观上需要一个中国版本。

　　长期以来，由于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和流动性的强调，引发了对资本要求副作用的广泛关注。这包括潜在的经济周期放大效应，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抑制以及加剧银行间的不公平竞争等。次贷危机爆发后，新协议的缺陷再次受到广泛关注。一些技术上的硬伤，诸如正态分布假设、风险计量缺乏动态性以及潜在的风险低估等，导致了对现有风险模型有用性的强烈质疑。不仅如此，次贷危机还引发了对资本监管有效性的重新思考。如同历次金融危机所一再表明的，在流动性风险引发的金融危机面前，无论资本如何充足都于事无补，而流动性风险正日益上升为最显著的风险因素。

　　第三，中国经济和中国银行业的特殊性也迫切需要我们打造一个更加适用的中国版本。

　　同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经济和中国银行业面临的最大风险是系统性风险。与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经济正处于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阶段，发展动力强劲，增长迅速，且具有明显的趋势性特点。与此同时，受金融中介化以及资产证券化两股浪潮的推动，银行部门和资本市场也在快速扩张，并且表现出明显的波动性和周期性。另外，尽管中国越来越深地融入全球经济，但经济体制的调整，尤其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常常有一定的滞后性，并不具有足够的灵活性。这在客观上很容易导致经济失衡，加大经济运行风险，导致银行整体的信贷组合或部分类别的信贷组合系统性风险上升。

　　与西方同业相比，中国银行业在客户、业务、产品、流程等方面有着显著不同。以客户内部评级为例，在企业特定风险方面，我们的风险敞口很大一部分来自企业并表风险，由于财务制度不健全、关联关系复杂，集团客户的财务透明度不够、风险突出。在客户类别上，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公司客户，中国银行业还有为数众多的事业单位和事业法人，如何评价其信用风险并进而估计评级档次并没有先例可循。

　　另外，新协议中的内部评级反映的主要是非系统性风险，这或许是新协议与中国实践的最大差距。对系统性风险的管理固然要以经济体制和宏观政策的相应改革为前提，但肯定需要中国银行业和监管当局自身的努力。为此，资本监管领域的创新是必要的。动态组合监管方法，诸如动态的资本充足制度和拨备制度等，尽管新资本协议没有提供，却非常值得尝试。

　　第四，商业银行本身对中国版本寄予厚望。为了计算出符合新资本协议要求的资本充足率数字，需要银行在政策、制度、流程以及系统方面作巨大投入。从银行角度看，花费巨资打造的这些制度、流程和系统不只是为了计算一个百分数，也不是为了实施所谓的最佳实践，而是为我所用、真正提升风险管理能力。要做到这一点，只能量身定制。

　　（作者为美国波士顿大学金融工程专业汉弗莱项目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