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通胀”缘何成为次优选择

　　通货膨胀在一定程度上与西方社会政党轮替联系在一起，这往往是因为选民很容易亲身感受到通胀的痛苦。和很多与微观个体联系太遥远的政策相比，通胀背景下的经济政策与执政党的选票比例之间有很大的关联度。

　　例如衡量西方社会民众生活量度的重要参数是痛苦指数（即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

痛苦指数越高，执政党面临下台的可能会增加，而反对党，无论其对现行政策的指责是否符合经济规律，仅仅出于对执政党攻击或者抹黑之的目的，他们就足够利用自己掌控的媒体挑起公众情绪，趁机争夺选民以便为下一届选举做好铺垫。如澳大利亚政府反对党工党(Labor Party)即借第二季度CPI“失控”的机会加大对执政政府的打击力度，他们在争取边缘议席以赢得今年晚些时候的大选的努力上已有所进展。再如印度主要反对党印度人民党7月11日在首都新德里发起大规模抗议活动，要求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平抑物价上涨趋势，降低通货膨胀率。

　　尽管反对党们声势不小，但执政党们“反通胀不力”也并非没有苦衷。美国哈佛大学费尔教授研究了1916─1984年间美国总统选举结果与宏观经济状况之间的关系后得出结论，实际GDP每增加1%,执政党在选民中的得票率就增加1%;通货膨胀率每上升3%,执政党在选民中的得票率就减少1%。而选民在评价政府时,对失业的关注程度是通货膨胀的6倍。显然，要获得选民支持,降低失业率比降低通货膨胀率更为重要。这是因为失业率的上升意味着受损严重群体的增加。通胀增加固然让人痛苦，但和没有收入相比，后者对于生活的冲击显然更大一些。由于就业率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经济增长，这意味着执政党即使面临反对党的责难，在经济政策的选择上，只要通胀还在可以接受的区域内，他们就可以在反通胀的紧缩政策的外表下加入政策宽松的内核，甚至直接缓释紧缩型经济政策，以避免过于伤害经济增长。这样一种类型的经济政策往往会招来反通胀不力的批评，但于执政党而言，这是一种次优选择。

　　另外，虽然部分选民在一定程度上会避开具体经济政策的干扰而更多地选择赞同某个党派的政治倾向，但这往往建立在经济发展基本稳定的基础上，一旦国家经济整体出现严重失衡，微观个体所感受到的宏观经济冲击显得具有切肤之痛的时候，选民实用主义的一面便会凸显出来，尽管这种实用主义可能是短视的，但必然给执政党其某个方向的政策驱动，因为那些感受到利益受损和对经济发展前景悲观的人必然会改变对执政党的支持以示惩罚。

　　那么，何种政治安排在处理通胀上是最优的呢？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程度和通货膨胀率成反向关系。这是因为政府目标的多元与中央银行目标的单一化形成冲突，如果中央银行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 那么它就会成为政治家政治斗争的一种工具，因为通货膨胀型的货币政策不过是其他政府政策如试图达到高就业目标或保持巨额预算赤字的一个分支。而央行因为如果独立性增强则得以超脱于党派纷争之外，即使制定紧缩的货币政策也能避免选民的选票冲击。也许我们将会看到，那么饱受通胀之苦的西方国家，央行独立性越强，它们就越可能先“反通胀”，而反通胀带来的失业率上升将给政党轮替带来“催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