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东莞的“红包”

　　天上会掉“钞票”吗？对于东莞的市民来说，他们的答案可能是“会”。

　　截至7月25日，被炒得沸沸扬扬的东莞千元“红包”总数已发放了1.6亿元，惠及15个镇（街）的16万贫困人口。

　　但是，也会有很多东莞市民失落地说“不会”。

　　申报人数远超预期

　　受澳门特区政府向居民派送红利做法的触动，5月底，东莞市政府下发了被称为“红包”派发方案的《关于向有关市民发放一次性临时生活补贴问题的复函》。

　　文件规定，补贴发放对象包括低保对象、五保户、非低保对象的优抚对象、非低保对象的一至四级残疾人、非五保户的孤寡老人、弃婴、已治愈的麻风病人和低保边缘户等八类低收入户籍人口，发放标准为每人1000元。其中，人均收入在401至600元之间的家庭为低保边缘户。

　　该举措一出台，就引起了不小的冲击波。而且由于“低保边缘户”概念在东莞首次提出，统计工作进展缓慢，而且偏差巨大。有媒体报道称，中堂镇上报人数高达4.6万人，而凤岗镇只有70人。

　　东莞市现有32个镇(街)，辖下有近600个村（居）委会担负起发放工作的一线统计和具体操作。东莞市某社区居委会的党支部书记朱志斌（化名）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低保边缘户居民从事的工作大多为非固定合同，没有一个凭证去确定他们的收入。

　　文件出台之后，一些镇申报比例达户籍人口的50%~70%，有几个镇竟然上报了80%的户籍人口申请领千元“红包”。由于上报的人数大大超过预期，东莞市政府对这一件事的态度也在悄然变化。朱志斌透露，根据最近各社区居委会的集中会议，有关部门首次放话，诸如中堂镇、洪梅镇之类最出名的穷镇，受惠人口申报比例也要控制在18%之内。

　　其实，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至2007年末，东莞户籍人口为171.26万,常住人口为694.72万。如果按照政府制定的18%的控制标准，东莞市此次最终将支付约3.1亿元的财政补贴，也远超此前1.2亿元的预算。

　　另外，政府的审核要求开始变得愈加严格。按照朱志斌的介绍，市政府在制定“红包”补贴申领条件时，向下面实际操作的村（居）委会传达了一些审核细则，被下面简称为“审核19条”，其中包括家庭不得拥有空调、摩托车、电脑，甚至不能有手机等。

　　朱志斌所辖的社区居委会目前大约有户籍人口2000人，按照“审核19条”摸底，有50至60人具备条件。但他估计最后严格复核后，可能只余下10多个人能拿到千元“红包”。

　　在8月1日东莞市民生专场新闻发布会上，东莞市财政局局长詹文光在回答本报提问时表示，至于最终会发多少千元补贴，目前仍在统计之中。“但凡是符合条件的再多也要发，不符合条件的再少也不能发。这笔支出对东莞来说并不算很大，东莞有这个承受能力。”

　　政府“红包”遭遇误读

　　千元“红包”在东莞几乎引发全民申报大行动，朱志斌称明显是群众对“红包”的性质理解错误。而实际上，所谓东莞的千元“红包”从一开始就遭到媒体的误读与炒作。

　　在今年1月召开的上海两会上，上海市政协委员刑普提交了《建议研究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以分享财政收入高增长的提案》，要求政府以充盈的国库财富反馈民间。这一提案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或许也影响到后来人们对东莞千元“红包”的理解。

　　长期从事弱势群体救济问题研究的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郑梓桢向本报表示，东莞此举的更大意义在于能激发地方政府平衡社会财富分配、关注弱势群体的方向性指示效应。

　　继东莞之后，广州市番禺区政府近日也决定在广州市发放临时物价补贴的基础上，今年下半年再对该区六类人员发放每人每月50元的临时性综合补贴，也被媒体称之为发放“红包”，政策甫一出台就被舆论视为效仿东莞。

　　有评论认为，“政府红包”是指在追求整体社会公平基础之上财政盈余返还，意在让全体社会成员分享经济发展红利，而非只面向困难群体。东莞的做法在本质上仍是对弱势群体的一种额外政府补贴。

　　实际上，目前东莞这个针对生活困难群体的“红包”工程也曾被建议为全民发放，所有东莞户籍人口每人发放500元的“红包”，但考虑到财政支付过大而被迫放弃全民发放构想。

　　相比之下，之前的先例与东莞的这一做法却有着本质区别。今年2月美国宣布以一次性退税方式向各类居民进行300至600美元不等的直接补贴；新加坡政府于今年2月从财政中拨款18亿新元，300新元/人的补贴惠及大多数国民。

　　东莞市民政局局长杜度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也认为，“红包”之说确实不妥。他表示，所谓东莞发放“红包”是政府根据CPI持续上涨压力对困难群体提供的一次性临时生活补贴。“临时补贴是雪中送炭，而“红包”可能是雪中送炭，也可能是锦上添花。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其实，动用财政资金对困难群体发放临时性生活补贴，这在东莞历史上也非首次。类似做法，国内其他地方也常有耳闻。

　　去年首次动用价格调节基金对低保户进行油气价格补贴之后，东莞市政府今年又将低保家庭在读高中生、大学生的助学金标准分别提高到每人每年3000元和7000元；而低保边缘户的在读高中生、大学生纳入助学金补助范围，按上述标准的50%发放补贴。

　　不同的是，与此前发放的类似补贴相比，此次千元临时生活补贴覆盖范围之广、发放数额之大在东莞尚属首次，而且创下了我国内地城市发放临时生活补贴的最大范围和最高金额纪录。

　　凸现福利制度不健全

　　詹文光表示，东莞此次发“红包”的财政支出来自于财政增收节支的结余，在整个财政收支过程中，东莞市政府有权决定不超过5%的财政增收使用方式。

　　尽管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红包”，但几乎所有被采访者都认为东莞此举有利于纾解民困。东莞阳光网的在线调查也显示，近七成网民对此持赞成意见。但原计划6月22日完成申报工作的补贴承诺迟迟不能完全兑现，也暴露出中国福利制度不够健全。

　　中山大学政务管理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专家郭巍青教授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从技术上而言，在中国当前剧烈变动的社会状况下，个人或家庭收入很难精确统计，这对任何一项旨在提供救助的政策实施都是一个很大的制约。而郑梓桢也认为，东莞效仿澳门的救济方式缺乏执行的制度基础和条件。

　　另外，将常住外来人口排除在财政补贴计划之外，东莞市政府此举也遭到部分舆论批评。不过，在郭巍青看来，在我国现行公共财政体制安排下，流动人口的福利归属界定含糊不清，地方政府也无能为力。“外来人口福利问题该不该由东莞来解决，这不是一个市长或者书记个人态度的问题，而是整个体制结构的问题。”

　　实际上，除了直接发放生活补贴之外，政府对弱势群体的救济仍有多种方式。

　　东莞市政府顾问、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政税务系主任林江教授向本报表示，相对于政府财政支出中的风险，直接发实物或许更加实在；而郑梓桢认为，办好“新农合”和解决困难家庭子女的教育问题都不失为有效的救济方式。

　　林江认为，一次性财政补贴虽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但绝非治本之策，政府在救济弱势群体问题上应该有更长远的科学规划，通过技能培训和改善就业环境，并设计完善的社会救济体系，这才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

　　“社会福利做得越多，救济手段就会越多。但如果这些手段都不擅长，也只有直接发钱了。”郭巍青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