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额贷款公司温州试点 6000亿民间资本16名额

　　热得发烫小额贷款公司温州试点

　　编者按：浙江是民营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也是民间资金最活跃的地区。

　　高利贷是民间资本追逐的目标，而高利贷却给借贷方带去了风险，同时给监管和社会带来诸多不稳定因素。如何更好地规范和发展民间金融、防范地下金融的风险，一直是各方研究的课题。今年5月8日，银监会和央行联合发布《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指导意见》，允许自然人、企业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在浙江，这一指导意见的出台能否让一直处于地下的“私人钱庄”有机会转变成为阳光下的合法生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炎热酷暑的8月，本报记者前往浙江温州、台州、义乌以及杭州等民间金融最为活跃的地区开展调查，追踪并见证小额贷款公司这一新生事物的诞生过程。

　　6000亿元民间资本，11张入门券，5张特别名额。

　　在温州，如果要问时下什么最热，除了三伏的天气，那就是小额贷款公司试点了。

　　就在这最热的8月，中国经济时报社记者赶往浙江温州调查采访小额贷款公司在那里的试点情况。

　　“从个体钱主到民营企业家，从金融系统到政界上下，都在忙乎这件事。”一位常驻温州的媒体同行告诉记者。

　　据悉，在温州的乐清市，正泰、德力西、华仪三家当地电器巨头发动了一场“试点执照”争夺战，为了“摆平”此事，乐清市政府专门召集小额贷款公司协调会议，希望协调这几家名牌企业的申报。

　　许文(化名)，在温州市鹿城区经营着一家投资公司，和其他50多家公司一起，准备成立一家新的小额贷款公司。

　　“有时一笔资金也有收不回来的时候，但是又无法通过法律来追回放款。中央出台的政策，如果我能参与，还是愿意放弃没有法律保障的高利贷业务。”他明确地告诉记者，公司里的资金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亲戚朋友和圈子的人，而且把钱贷给短期急需资金周转的客户，利息很高。

　　在温州，像许文这种需要通过国家政策或者立法为民间资金验明正身的投资人很多，并且已成为多方融通资金人士的一个共识。

　　许文提到的政策就是指今年的5月8日由银监会和央行联合发布《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明确规定，允许自然人、企业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

　　据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介绍，现今温州流动性资本接近6000亿元，每年高速递增。主要来自三大方面：一是企业自由资本投入；二是民间相互拆借；三是中介机构，比如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典当搞一些融资、垫资业务。

　　众所周知，高利贷的民间借贷存在着很多的风险，且危及社会的稳定。从人民银行温州支行对民间借贷利率的监测数据来看，该地区的民间借贷月利率自2007年4月就进入上升通道。

　　原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马津龙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温州地区民间借贷利率的快速上涨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从紧货币政策导致银行信贷收紧，进而致使企业融资出现困难，又没有其他可用的融资渠道作为补充，于是民间资本成了企业融资的渠道；二是资本市场在2007年末开始暴跌，进入较晚的民间资本至少亏损达100亿以上；三是由于楼市的疲软，很多温州资本也被陷入，炒房炒成了房东。

　　“炒股和炒房使得大量温州民间资金变成了死钱，银根缩紧致使企业寻求民间资本的需求变大，供需不平衡导致了民间借贷利率大幅上扬。”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这一指导意见的出台旨在让原先一直处于地下的温州“私人钱庄”转变成为阳光下的合法生意。

　　对于民间资金充裕的浙江地区，尤其是在温州，无论是私人钱主，还是需要资金的民企，甚至一些变相做着银行生意的担保公司、典当行的负责人，都一直期待着金融监管机构能给这些民间资本找到一个合法的“管道”。

　　有着温州民间担保第一人的方兴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培林接受记者采访时大加赞扬中国银监会和央行出台的这一个政策。

　　他说：“中央的政策很明确，也很英明，就是给民间资金一个合法出海的契机，也是我们做大做强的一个机会。”

　　周德文告诉记者：“国家出台政策扩大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在我熟悉的圈子里，就已经有不少的民营企业家在积极准备，争取能从小额贷款公司分一块蛋糕。”

　　一位刚从江西考察回来的民企老板谢炳超表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在浙江响应最大，尤其是温州的资金争夺试点最激烈，江西等省份没有这么积极。

　　谢炳超告诉记者，现在报给地方政府要求发起试点贷款公司都是大型民营骨干企业，资产都在100亿元以上。

　　一份百页的试点材料

　　浙江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系列调查之二

　　经过几番周折，本报记者从一内部人士获得一本厚达100页A4纸双面印刷的《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材料》(试行)的复印件，该材料由温州市政府金融办制订。

　　据该人士称，目前还只在内部少数人手中，有关方面已经规定不允许外传。

　　这份材料共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包含了从中国银监会、央行到省政府、市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文件；第二部分则是温州市金融办推行试点相关申报材料范本，该部分囊括了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各种材料；第三部分是小额贷款试点公司正式运行后有关的报表要求；第四部分是补充说明。

　　如何使民间金融阳光化和合法化，一直是各级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所关注的问题。上述内部材料显示，温州市政府在中央政策出台后不久就建立了以分管副市长为总召集人的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联席会议。联席会议成员包括金融办、工商局、银监分局、人行和公安局等部门。

　　依据《温州市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操作规程》，在试点期间原则上可在每个县(市、区)设立1家小额贷款公司。

　　在中央政策出台后，温州市政府就排出了一份推广试点的时程表：

　　7月中旬，在全市部署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7月下旬至8月底，试点县(市、区)政府负责小额贷款公司的筹建组织工作，对试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并上报相应金融办审核；9月至10月，首批小额贷款公司经审核、依法注册登记后，正式开展小额贷款业务；2009年1月以后，总结试点经验，并根据实际情况，向省政府要求逐步加大在温州推广力度。

　　上述内部人士告诉记者，在具体文件制定和时程速度上，温州均走在前列。

　　温州试点样板争议

　　浙江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系列调查之三

　　小额贷款公司的未来是村镇银行。

　　在银监会与央行联合颁布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小额贷款公司依法合规经营，没有不良信用记录的，可在股东自愿的基础上，按照《村镇银行组建审批指引》和《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规范改造为村镇银行。

　　“银行牌照对温州商人来说太有诱惑力了，进入垄断行业一直是温州商人梦寐以求的。”温州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称。

　　因此，小额贷款公司的温州试点关系着庞大地下资金的出路和无数民营企业家的金融之梦，本报记者在温州的调查采访过程中，强烈地感受到了温州各方人士对试点政策的激烈争议，他们都渴望被“收编”。

　　名额之争

　　依照浙江省政府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实施意见，温州的试点名额为16家。

　　“在温州这么大的民间流动资本，试点16家简直就是杯水车薪，不能解决问题。”温州市中小企业促进会周德文表示。

　　根据《温州市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操作规程》，温州市管辖下每个县(市、区)只能设立一家小额贷款公司。温州市下辖11个市县区，每个县市区建立一家，还剩下5家。

　　记者在采访期间，接触到企业家和相关人士表示不赞同这种按地域划分名额的操作方法。温州市农业产业联合会副会长谢炳超则提供了一条思路，政府可以考虑按行业划分来给予试点名额，由政府选择独立机构或人士对温州所有行业进行划分，把名额给最迫切需要资金且符合相关产业政策的16个行业，由产业联合会于内部具体行业协会进行具体运作。

　　“这样，有很多的优势，一是温州的行业特征很明显且行业协会发达；二是产业联合会和具体行业协会最了解一个行业内企业的情况，哪家企业的盈利模式好，哪家企业缺少资金，行业协会是最清楚的；三是只有行业协会才能最有效地监督小额贷款公司的具体运作，有没有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贷款，是不是把资金贷给了三农或小企业，行业协会能快速地了解情况。”

　　门槛之争

　　自获知中央这一政策后，温州方兴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培林一直都在积极奔走，想谋划成立一家小额贷款公司。

　　然而，现在他就卡在了发起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门槛上。

　　“依据上面的政策，我完全具备条件来作为发起人。但是现在温州市的规定，我根本就没有希望了。”方培林说。

　　根据今年5月银监会和央行联合发布《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指导意见》，允许自然人、企业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

　　根据温州市金融办制定的相关规定，小额贷款公司主发起人应当是工商信用管理AAA级企业，实力雄厚的当地民营骨干企业。

　　尽管方培林抱着极大兴趣，但他以自然人或者是以担保公司的企业法人身份都无法迈入这个门槛了。

　　在试点公司注册资金方面，温州市相关文件规定，申请地为乐清、瑞安、鹿城、瓯海、龙湾等五个市(区)的注册资本要达到2亿元人民币，其它六个县的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金达到1亿元人民币。而中央的规定是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不低于500万元，股份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1000万元。

　　“中央的精神就是让你放开去搞，地方政府单纯考虑稳定，温州的实施将很难达到中央扶持中小企业和阳光化地下金融的目的。”方培林称。

　　部门多监管

　　“一个既不是银行也不是公司的事情，出来了这么多的监管机构。其实，小额贷款公司不可怕。”记者一提到小额贷款公司，温州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就这样感慨。

　　据温州市金融办试点文件，参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和日后监管的有以下一些部门，浙江省金融办负责核准；市金融办牵头协调全市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的组织、协调、规范和推进工作；工商部门依法办理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变更、注销、登记，承担日常巡查和信用监管工作；银监部门负责监测小额贷款公司运作情况，认定并查处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人民银行负责动态跟踪监测资金流向和贷款利率以及资金运用的违法违规行为；公安部门则留案备查相关资料并打击相关金融非法行为；最后是各个县市区政府具体落实试点公司的筛选和上报。

　　“多部门监管，在试点公司批准和日后操作方面肯定会造成权力寻租，也将阻碍小额贷款公司的做大和普及。”参与试点工作的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

　　能否“招安”地下钱庄

　　“杯水车薪，很难成气候。”周德文算了一笔账，按16家试点，每家按2亿元的注册资金计算，总共也才32亿元，相对于6000亿元的民间资金，才两百分之一。

　　多数接受记者采访的温州人士表示，小额贷款公司推行存在名额少、门槛高、限制多、监管严等多种不利因素，温州试点小额贷款公司不可能一步到位地达到“招安”私人钱庄、“收编”民间借贷、取代地下金融活动的目的。

　　也有一些经济界人士认为，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表明了中国金融对内开放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

　　本报记者8月7日下午赶到市金融办，想就温州各界人士担忧的问题采访该办主任张震宇。张主任以马上开会和不方便讲话的理由拒绝了本报的采访。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