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在我国重要文件的主题词中,只有增长方式,没有发展方式。在中共“十七大”的报告中,首次出现了发展方式的提法,从此增长方式的概念在报刊上就突然消失了。其实,它们是不能互相替代的两个独立的经济范畴,各有各的用途。
发展方式是对生产方式转变机制的理论概括,增长方式是对经济总量增长机制的理论概括。增长方式与发展方式这两个概念的内涵不是视角层次上的差别,它们的对象和动力机制是根本不同的。消费所直接拉动的是GDP的增长,不是生产方式的转变。因此,从投资和外贸拉动为主向消费拉动为主的转变,不是发展方式的转变,而是增长方式的转变。把消费拉动当做一种发展方式说明发展观、发展方式都没有真正转变,还是把增长和发展、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混为一谈。
所谓发展方式,实际上是推动生产方式转变的方式,是人们分工角色和社会身份转变的方式。作为发展方式的拉动机制,是拉动生产方式转变的动力机制,拉动的是人们分工角色和社会身份的转变,使之进入新的生产方式。而在目前我国两个时代生产方式矛盾转变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现代化的城市工商业生产方式已经基本上摧毁了农业小生产方式,使大部分农民转变了社会分工角色,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早已不是农业,并在物质技术基础上为农业现代化准备好了必要的条件。但是,在旧的发展观误导下,人们长期以来用增长代替发展,用增长方式代替发展方式,使各级政府陷入了GDP拜物教的迷雾。人们就生产力抓生产力,不重视甚至阻碍生产方式的转变,使已经承担当代产业工人职能创造了GDP50%以上的农民工不能及时改变社会身份,不能享受正常的国民待遇。在这种情况下,副业化了的农业难以转变为现代农业,反而更加依靠政府的财政补贴。所以,根据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转化农民的社会身份就是发展,我们只有选择一种能够排除农民社会身份转变障碍的发展方式,才能突破和走出这种困境,实现城乡生产方式的一体化。
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决定人们诸种社会关系性质的是人们对国民收入的分配关系。而分配关系的变化就是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变化,这些变化最终都要引起生产力的变化。如果我们理顺了分配关系,人们不仅有了正常的消费能力,而且敢于正常消费,由消费拉动投资的增长,拉动就业岗位的增加,从而带动更多的农民转变分工角色和社会身份,促进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
所以,我们应该把这种发展方式称为分配拉动方式。它包含了消费拉动,但是比消费拉动更根本、更全面、更准确的是直接解决我国目前发展矛盾焦点的发展方式。因为在经济分配不公、社会分配不公的条件下,消费连简单再生产都满足不了,它本身就应该是被拉动的对象,怎么能指望靠它来拉动增长和发展呢?至多拉动的是为少数人发财和奢侈性消费服务的投资增长。
如果明确提出分配拉动的发展方式,抓住了发展的本质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就与增长方式彻底划清了界限,必然会形成分配拉动发展,发展拉动消费,消费拉动增长的国民经济发展运行机制。
当前,在分配关系中对农民转变社会身份阻碍最大的是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宅的分配体制。如果我们说“发展是第一要务”,那么推翻这四座大山就是这个第一要务中的第一要务。要转变农民的社会身份,要落实消费拉动的增长方式,都必须首先解决社会保障问题。只有一步到位建立了全覆盖纳入财政预算目标补贴的社会保障制度,转变了分工角色的农民才能转变社会身份,而只有他们转变了社会身份,才能理顺劳资之间的初次分配关系,杜绝超经济剥削,才可能并敢于正常消费。只有大多数农民都转变了社会身份,农村的土地才能真正资本化,农业的生产方式才能实现现代化,我国的农村才可能变成社会主义新农村。
而人们目前苦于社会保障资金的不足,在千方百计推行强制储蓄商业保险,历时20多年,所谓的作实账户至今都没有达到。其实,真正的社会保障基金在改革之前就准备好了。在哪里?就在人们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中国特色之中。这就是说,中国的劳动者不是一无所有,而是带着28年计划经济时代积累的巨额资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分配首先是生产资料的分配。理顺分配关系,首先要确认这些资产的所有权是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中国公民的。如果我们承认这些资产是全民的,只要动用利息和租金,就可以充分满足社会保障的开支。而通过强制储蓄商业保险重新积累社会保障基金,客观上就等于否定了全民对这些资产的所有权。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人们竟然没有当回事,这就浪费了中国特色,把我国的市场经济不知不觉地引入到封建资本主义或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上,离社会主义阶段的市场经济越来越遥远。
所以,能否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什么是发展,什么是发展方式,确定什么样的发展方式,事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对如此重大的问题一定要想清楚,不能再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指鹿为马、似是而非、含糊其辞了。应该明明白白告诉人们,消费拉动方式还是增长方式,我们选择的发展方式应该是分配拉动方式。而所谓分配拉动实际上是改革拉动。没有改革就没有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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