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理论：整体改革理论

　　推荐理论名称：整体改革理论（协调改革理论或价税财金联动理论）

　　理论简介：传统体制的根本特征是采用行政命令和指令性计划配置资源，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存在两大缺陷，即信息不全和动力缺乏，因而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仅凭“放权让利”或“强化刺激”等措施是不会收到预期的效果的。必须采用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才能克服传统体制在信息机制和动力机制上的缺陷，使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和利用。 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的体系。该体系由三大要素组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缺一不可。故经济体制改革也必须三方整体推进、配套进行。 同时，重点进行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税制、财政体制、金融体制等方面的配套改革。　　

　　理论提出者及主要贡献（若理论提出者为一人以上时，应分别说明各人对该理论做出的主要贡献）

　　 理论提出者：吴敬琏(吴敬琏新闻)、郭树清、楼继伟、刘吉瑞、周小川、李剑阁(李剑阁新闻,李剑阁说吧)等。

　　主要贡献：

　　1985年7月，吴敬琏在《单项推进，还是配套改革》一文中指出：从过去一年全面开展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看，单项突出“松绑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效果似乎不太理想。…… 总之，不能把改革简单地归结为扩大企业自主权，它必须在经济体系的基本环节上有步骤、配套地进行。在我看来，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基本环节是三个：（1）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2）竞争性的市场；（3）以间接调节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这三方面的改革要同步前进。

　　1985年7月，郭树清、刘吉瑞和邱树芳在《全面改革亟需总体规划??事关我国改革成败的一个重大问题》中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是一个有机整体，不是孤立存在的，改革不配套，副作用很大。“七五”时期务必使全面配套改革起步，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理顺基本经济关系上来。具体来说就是要以价格、计划、税收、物资分配等方面为改革的主要环节。同时根据需要和可能对财政、信贷、工资、劳动就业、外贸外汇以及企业组织制度、政府管理体制进行配套改革和采取调整保证措施。

　　1985年8月，郭树清、楼继伟和刘吉瑞在《关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的研究》中进一步提出：“我们把体制改革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以理顺基本经济关系（价格、计划、税收、物资分配等）为重点，同时根据需要和可能调整改革其他非基本关系方面。第二阶段以非基本经济关系为重点，同时必然要求重新调整基本经济关系，最后完成改革，达到目标模式。”同时，他们认为，在计划、税收、商业物资、财政、银行、工资就业、社会保险暴涨、外贸、外汇、组织制度等各方面改革，具体实施必须相互配套，步骤上可根据情况作灵活调整，争取在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完成。

　　1986年1月吴敬琏、周小川、楼继伟和李剑阁在《以改善宏观控制为目标，进行三个基本环节的配套改革》一文中明确指出：“过去一年的经验证明，要做到这一点，光靠改进金融、财政等宏观调控机构本身是不够的。为了使宏观调控措施能正确传导到企业，并得到企业的敏感响应，就必须改善市场环境和加强企业的独立性与经济责任。因此，虽然我们不能要求改革在一个早上解决所有的问题，而必须抓住重点和分步骤进行，但在每一步骤上，三个基本环节的同步改革还是必要的”。

　　1986年3月，吴敬琏在《经济机制和配套改革》一文中认为，“由于问题的复杂性，新体制的建立往往需要通过若干个互相衔接的步骤。然而，这里有两个问题是需要注意的：第一，各个步骤之间先后有序。务使前后步骤之间能够互相衔接，前一阶段的改革为后一阶段的改革开创条件，而不致造成向前发展的困难与障碍。第二，各方面的改革彼此协调。力求每个级段上经济体制各主要环节的改革同步地进行，这样才能保证预定经济机制的形成”。

　　1987年1月，郭树清在《我国经济体制现状与继续改革的方向》一文中提出，“七五”期间的改革应该实现下述转变：（1）企业（特别是生产企业和商业企业）基本上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2）商品市场完全统一，土地使用市场基本形成，劳动市场搭起框架，资金市场具备基本条件；（3）宏观控制转变为间接控制为主，保留的直接控制主要集中于国家为实现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而采取的投资管理及工资水平控制。

　　1987年1月，吴敬琏、李剑阁、丁宁宁(丁宁宁新闻,丁宁宁说吧)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基本矛盾》一文中认为：“在我们看来，正确的选择只能是第三种方案。这就是，采取果断措施，用较短的时间‘治理环境’，同时作好各方面的准备，保证在总需求与总供给比较协调的状况出现时在企业、价格、市场、财政、金融等相互联系的环节推出大步配套改革，使新经济机制较快地起主导作用”。

　　1987年2月，吴敬琏在《关于改革战略选择的若干思考》一文中写道：“我认为，在上面提到的改革中，企业经营体制的改革，金融体制的改革、外贸体制的改革都是十分重要的，可是，离开了通过价、税、财等配套改革建立起来的市场这个基本前提，企业、金融、外贸等方面的改革都无从谈起，即使勉强进行了这些单项的改革，由于价格机制乃是商品经济体系的枢纽，在价格体系严重扭曲、又缺乏其它配套的协调手段的情况下，任何个别子系统都不可能有效运转，甚至会像离开了整个机体的部分器官一样，根本无法长期存活”。

　　1987年4月，周小川、冯艾玲在《避免循环往复，争取改革的实质性进展》一文中明确强调，只有进行系统的、治本的配套的改革，才能避免循环往复。

　　1987年7月，吴敬琏、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等在《争取尽快地走出相持阶段，开创改革的新局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整体设想》一文中认为，要摆脱目前的僵持局面的出路，在于在整体性考虑和系统性设计的指导下，加快同步配套改革，使新经济机制在较短的时期内配套成龙，能够作为一个体系发挥主导作用。

　　1987年12月，吴敬琏、周小川等在国家经体制改革委员会组织的一次改革思路研讨会上认为，目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最紧迫的任务，是逐步建立竞争性的市场体系。要形成这样的体系，首先要以价格改革为重点，实行价、税、财、金、贸改革联动。同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计划、投资、物资、外贸等方面的配套改革。

　　1992年6月，吴敬琏在《市场取向•整体设计•发展与改革协调??关于加快改革的几点思考》一文再次强调，既然经济改革的实质是整个经济系统从命令经济到商品经济的跃迁，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它无疑需要配套地进行。改革配套的范围愈大，新经济系统的各个方面愈是协调，它的运转就愈有效。

　　1993年6月，吴敬琏领导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课题组提出的《对近中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整体性设计》，以及财政税收、金融、外汇管理、国有企业、社会保障和市场体系等方面改革的方案，为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供了重要参考。

　　推荐理由

　　从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4年10月中央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央对经济体制的整体改革并没有形成什么方案。经济改革基本上是局部的、零敲碎打的和自发式的。1985年前后，鉴于单项突进的改革的严重缺陷，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波动。国内经济学家针对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经济过热和需求膨胀等问题的深层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以探索进一步改革的方向。

　　以吴敬琏为代表的部分经济学家对是否应该继续沿着“放权让利”方向前景持有怀疑态度，认为在改革过程中所产生的突出矛盾，或者说因其改革上的不协调、不配套而出现的某些消极后果，与改革不系统、不配套有关。救治之策在于推进配套改革，在搞活企业、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统一市场、实现宏观经济管理模式转换等方面相互协调，从而使新经济体制的主要支柱较快地建立起来。他们主张政府进行价税财联动的改革，在商品流通上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并参加了1986年国务院领导提出的“价、税、财配套改革”的方案设计工作，成为与“企业改革主线论”主张不同的“整体改革论” （或“协调改革论”）的主要代表。“整体改革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改革理论讨论和方案设计中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流派之一。

　　以吴敬琏为代表的“整体改革论”的意见被“七五”计划建议所吸取，从而有了国务院领导在1986年初对“七五”前期的配套改革所作的相关部署。尽管后来终因这种主要靠政府自己推动的改革各部门阻力太大而搁浅，但是该理论不仅自成学派，而且确实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产生了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