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O：“现代传教士”

　　NGO：“现代传教士”

　　■ 本报记者 刘鹤翔

　　纳扬?昌达曾经是一位记者，曾在香港《远东经济评论》工作了多年。2001年开始担任耶鲁大学全球在线网络刊物的主编。他回忆说，他刚去到耶鲁大学所在地的时候，家里需要找一位电工修理电灯和插座，当时这位电工问他，你在耶鲁大学工作，那么具体在什么地方工作？我就说在一个叫做全球化研究中心那里供职。

“这位电工听我这么说以后，吓了一跳，似乎我向他表白，我是来自哥伦比亚的一个大毒枭。他说愿上帝拯救你。我说我为什么要获得上帝的帮助？他说难道不是全球化促使了热带雨林的毁灭吗？”

　　《绑在一起》这本书的写作，很大程度上来自纳扬?昌达作为记者的敏感。

　　北京奥运前夕，《比较杂志》为他举办一个名为“全球化背景下的非政府组织”的研讨会。正如纳扬?昌达所指出的那样，在全世界，已经有许多非政府组织（NGO）在为被毁坏的热带雨林操心。纳扬?昌达在书中说，商人、传教士、冒险家和武夫是推动全球化的4种人群。而在他看来，NGO的成员们就是现代的传教士。“在现代社会，还有很多其他的非宗教性质的传教士。比如说，像绿色和平这样的环保组织，我称他们为世俗的传教士。他们的信仰就是人们应该通过采纳一些良好的做法和习惯，从而保护这个地球的环境，为了传播这个信仰，他们同样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希望自己的信仰也能够改变其他的人，为此他们还采取了很多的行动。”在研讨会上，纳扬?昌达拿出了绿色和平组织在太平洋上试图阻止日本人捕鲸的照片。

　　在北京奥运前夕研讨全球化与NGO，对与会的中国学者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对中国来说，北京奥运正是影响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大事件，它势必对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产生深远影响。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援引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说，在过去的数年中，在全世界所有的经济体中，中国是在全球化中对应度最大的国家。“但即便如此，我们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仍然觉得有些领域进步不是很快，幅度不是很大。其中的一个领域就是NGO.”他认为，自1978年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国际体系的一个成员。中国的政府也学会了怎么样跟自己的近邻打交道，怎么样跟远邻打交道。“但是在过去的12年中，我认为有很大的一个盲点，我们在和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时候，把太多的注意力完全关注在怎么样和其他国家的政府搞好关系上，把他们作为我们互动、交往、谈话的对象，严重地忽视了他们非政府一块、民间的一块。”

　　丁学良认为，在当今全球化进程中，各种国际交流的门槛变得越来越低，自冷战时代结束以来，国际舞台已经不再是政府一家垄断了，各种非政府组织在持续兴起。而民间力量的兴起，主要体现在形形色色的NGO上。“我想这么一个重大的转变，必须要影响中国的政府、政党和传媒界。你喜欢不喜欢，高兴不高兴，这都是世界的趋势。”丁学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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