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税改革：提高、扩大与下放

　　■实习生 崔绮洪

　　大幅提税有无可能

　　“我国资源税税率过低，扭曲了市场价格，不利于资源的有效开采和提高资源利用率。”资源税改革的支持者一度如此认为。

　　“提高资源税税率只是皮外伤，不会伤筋动骨。

”湖南某锰矿企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矿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但是估计提高税率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今年经济处于低潮，在一片减税声中提税似乎不合时宜”。

　　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也认为，税率不会大幅提高，因为要考虑对整个经济的影响，“不能让要素价格加速上涨”。

　　近期，经济通胀压力回落，煤炭行业利润同比大幅增长，市场上“资源税改革方案今年年底前出台”的预期很强烈。有消息说，煤炭资源税税率最高标准将从去年的5％提升至10％。这曾经导致二级市场的恐慌。

　　有机构预测，若资源税上调幅度达到9％，在不考虑煤炭企业向下游转移这部分成本的情况下，许多煤炭上市企业的业绩将受到较大影响。

　　近年来，我国对资源税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从2004年起，中央陆续调整了煤炭、原油、天然气、锰矿石等资源性产品的税额标准。

　　2006年，财政部、国税总局取消了对有色金属矿产资源税减征30％的优惠政策，恢复全额征收，并且调整了对铁矿石资源税的减征政策，调高了岩金矿资源税税额标准，统一了全国钒矿石资源税的适用税额标准。

　　2007年2月1日，财政部、国税总局上调了全国主焦煤资源税的计征标准，并对盐资源税税收政策进行了调整。2007年8月1日，上调了铅锌、铜、钨等矿石产品资源税。

　　业内专家认为，这一系列政策调整，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税收收入的大幅增长，加速了资源所在地的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和财政优势的转化，但因为是小幅、局部调整，其作用有局限性。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认为，可以设置具有弹性的制度性调节机制，比如累进税制的资源税；还可以对征税“相机抉择”，如在经济高涨时期，资源需求加大时，政府可以施行增税的紧缩性税收政策，通过提高资源税率，或设置新税，扩大征收范围，降低起征点和免征额等。

　　“税收的核心是税率，提高税率是增加改革的深度，而扩大税基则是增加改革的广度。改革的资源税具体税率可能是固定比例，也可能是超率累进，即根据资源的优劣分级计征。如果改革，应该是自1994年资源税改革以来的一次重大调整，调整力度相对大一些。”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副主任张文春说。

　　扩大与下放

　　“扩大征税范围，应该把森林、滩涂、土地、草原、水等各种资源都列入征税范围。”中山大学税收与理财研究中心主任杨卫华说，这也是财税业内对于扩大资源税税基比较一致的看法。据称，资源税的改革方案已经把矿泉水列入了资源税的征税范围。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白彦锋教授表示，我国现行的资源税征税范围过窄，仅包括矿产品和盐。“目前将所有的自然资源都纳入征税范围并不现实，但可以考虑将不可再生资源和部分存量处于临界水平、进一步消耗会严重影响其存量或有再生能力的资源纳入。”

　　白彦锋进而提出，应将现行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等并入资源税，使它们成为资源税的税目，以利于规范对土地这一最重要资源的征税。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李香菊教授认为，在目前的扩征方案中，将水资源纳入资源税征收范畴最为可行。“水资源在许多地方都很紧缺，目前的提议也比较多。”她认为，将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使用税并入资源税，在目前还不是特别成熟，因为现在国家税收改革的重点不包括这些。资源税的改革要遵循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资源具有显著的地域性，各地的地理环境不同，决定了各地具有不同的资源条件。李香菊认为，应该下放资源税的立法权。她表示，由于地方没有资源税的立法权，中央定的资源税税率又过低，不足以反映资源开采利用的安全生产成本和环境成本——环境补偿、治理的成本等。“出产资源的地方，大多环境较差，经济整体实力较差。资源税起点太低导致环境破坏，最终只能遗害老百姓”。

　　因此，中央应下放资源税的立法权到省一级；对于资源富集地方应该因地制宜，提高税额征收幅度；资源税的核定应该考虑资源的综合成本，而不应该只考虑企业内部核算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