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货币政策松动的两种逻辑

　　本报评论员 徐立凡

　　双率下调、三大利好出世，宏调政策在后奥运时期迅速向保增长转向。在企业和市场捡拾信心的时候，质疑、担心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央行副行长苏宁表示，对通货膨胀的警惕仍然不能放松，同时要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表示，目前货币政策只有微调空间，存款准备金率已经没有下降余地。吴敬琏表示，放松货币政策不能从根本上救经济，企业转型才是根本。许小年认为需要管住货币供应量，内需“根本无法挽救经济”。

　　对货币政策走向的质疑之声不是全无依据。从外部环境看，美国政府的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可能导致美元再度泛滥并使美元重归弱势。美元疲软正是去年全球资产泡沫推高、通胀周期到来的主要因素之一。中国尽管CPI连续4个月下降，跌破了5%，但如果美元贬值推动国际大宗商品再度上涨，通胀压力会重新到来，政策面专心致志保增长的空间将再度被挤压。苏宁提醒我们注意国际环境的变化，吴敬琏强调目前无法摆脱美元体系的控制，看到的是美元的不稳定对中国经济可能造成的冲击。这是一个预见性的逻辑。许小年主张，在一个大病就会导致一个家庭破产的情况下，希冀居民储蓄搬家刺激内需行不通，这算是一个有现实性支持的逻辑。

　　两种逻辑都有道理，那就是说货币政策的调适不那么有道理。有没有更好的代替方案？苏宁提出，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果。吴晓灵认为，需要财政政策出手，且需要其他部门的配合。吴敬琏认为，近期货币政策的调整是“治标”之策，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扫清企业转型的障碍。在许小年看来，需要增加国内经济及企业的弹性和灵活性，消除现有行政制度存在着的不适宜刚性。总结一下，就是用放开财政政策、治理行政制度墙以应对经济可能受到的冲击。

　　问题由此变得复杂起来。尽管诸位专家的观点有理，但是必须看到，即使没有去年以来的国内外经济环境恶化，解放行政制度对于生产力的束缚也是必须要做的事。不动货币政策而用财政政策对冲风险，又有政府财力可能因今年以来的诸多自然灾害而不足以支撑的问题，如果以扩大赤字的方式拯救经济，会带来其他的副作用。

　　与上述专家意见完全不同，央行上周二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银行界人士对年底前的央行货币政策预期出现较大变化，将近半数的银行家认为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将有所松动。这个调查结果和央行同时进行的企业家和消费者调查所反映出的情绪大体吻合。事实上，认为今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可能偏冷的业界人士已经达到4年来的最高水平。央行跟踪的5000户企业盈利能力指数跌至9.5%，同比回落8.2%。1至7月，5000户企业实现利润较去年同期大幅度回落33.4%。此外，第三季度企业订单景气度也出现10年来的最大降幅。个人消费贷款需求也出现加速下跌的势头，未来3个月打算买房的居民人数比例同比创下1999年来的最低水平。

　　经济的恶化程度之快出人意料，经济各个链条的信心耗散速度之快出人意料。在这个时候，调整汇率政策保证出口势头、调整货币政策保证中小企业活力、调整财税政策和产业政策保证市场和消费者信心已是必然。微调经济政策或以单一政策抵挡经济风险已经难以产生效应。危难时刻货币政策如果置身事外，吴先生担心的投资率不断提高，消费率不断下降，而且投资效率不断下降的情景反倒可能真的重现。

　　美元趋势对于中国经济政策面确实有牵制作用，但这不是货币政策不能作为的理由。美国具有美元定价权的优势，我们需要学习的是如何利用美元资产大债权人的优势。承认别人的优势地位而无所作为，中国的经济政策面将长期被掣肘，经济的增长就会不断被挑战。行政体制对于经济确实存在制约，但这也不是货币无法作为的理由。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利用经济危难，获得持续改革的动力。

　　双率下调以来对于货币政策的这场异议，表面看是方法的异议，技术层面的探讨；从根子上说，是如何善用和消化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积聚的财富和深层次矛盾的讨论。从这个角度讲，上述专家的意见可以看做是深化改革的宣言，是忧患意识的重申。但是，在宣言之后，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行动。以货币政策调整为标志的近期宏调政策变革，就是政策面积极应对危机的一次有益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