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多个地方政府推出的一些创新举措,让人眼前一亮。比如,山西省长治市向民众发放96万张名片,公布书记市长手机,鼓励民众及时举报安全隐患。又如,沈阳最近撤并了70%的“领导小组”,可有可无的下属议事协调机构被大规模撤掉。
数个地方政府的这些举措,有着共同的特征,即政府通过革新行政,使得行政过程更为规范,权力更为透明,公众参与度更高。那些看似局部的、细节的行政创新之举,对于一个透明政府及阳光政府的建设,却大有裨益。
在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各类创新举措的意义,将更为凸显出来。事实上,创新政府行政本身,就是对科学发展观的践行。而在当前各种困难齐聚的时候,政府创新更是一种应对困难的必要选择。超越困难的动力,往往也会蕴藏在政府探索体制、机制创新的过程中。
长治市的举措,类似于“争议官员”仇和在昆明推行的做法,表面上看,此举是在民众与政府官员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本质上却是使得“衙门”不再神秘,而是更为阳光。有人怀疑,这样的做法,是否有“作秀”之嫌?实际上,如果政府的举措有益于一个社会的和谐,有益于消弭公共安全的隐患,即便是“作秀”又何妨?
沈阳的动作,显然是提升行政效能的努力。过多的可有可无的下属议事协调机构,不仅增加了冗员,也大大降低了行政效率。据称,在沈阳,过去连铲除豚草都有领导小组,实在是有些荒唐。此类现象,却并非沈阳独有,在一些地方政府行政当中还相当普遍。沈阳进行大规模撤并,现有87个“领导小组”被清理掉62个,治理力度相当之大。这种力度之下,也让人相信,其行政效能会得到新的提升。
湖南省出台的行政程序规定,最近反响很热烈。在一个“官本位”的历史相当悠久的国家里,地方政府主动自缚手脚,自我革命,对行政权力运行的程序加以规定,并进而对权力运行进行制约,这是相当难得的事情。这种政府治理的创新,也就更具有深层次的意义。尽管湖南的这个规定,还只是在地方上实施,但其对于政务公开的硬性规定,对于公民参与的鼓励,对于制约权力的强调,均是值得赞誉的,无怪乎有法学者将之誉为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湖南等地的努力,让人们印象深刻。其实,在媒体的视野之外,还有更多的或大或小的政府治理创新举措。这些存在于各个级别地方政府当中的创新措施,真实地反映着当前中国治理变革的进步。谈及过往30年,人们立刻想到的是改革与开放的30年,是经济取得飞速发展的30年。但不该忽略的是,这30年来,也是中国政府治理不断进步的过程。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治理变革的主要方向,是从一元治理到多元治理、从集权到分权、从人治到法治、从管制政府到服务政府,这应是当前已经达成共识的主流意见。如果我们观察大大小小的政府创新举措,会发现诸多举措正沿袭着这个进步的方向。有理由相信,在此后贯彻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政府创新的步伐也会不断加快。
科学发展观首要之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要以人为本,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比照这个定义,包括行政程序的规范、权力的透明与阳光化、公共产品数量与质量的提升等政府治理的改进,均是在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同时,如有识者所称,良好的政治和行政“生态环境”是促进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保障,是科学发展的政治保障。
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政府治理的进步还不如人意,诸如行政成本一直居高不下、官员腐败现象还很严重、政府提供给民众的公共服务还很不足、人治还没有从根本上为法治所代替,等等,都是现实的问题,也是这个时代的难题。破解这些难题,正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任务,是政治进步的必需。而在当前中国面临了一系列困难与挑战的情况下,加快政府创新,加速政府治理的变革,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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