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告诉上海：金融中心有一体两面

　　　◎李华芳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纽约是举世公认的国际金融中心，但次贷危机也是从华尔街投行倒闭开始向全美蔓延，现在全球都受到了影响。如果追求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需要承担如此惨重的后果，那么中国的这一波争夺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浪潮似乎有必要缓一缓，或者说至少应该更为慎重一点。

　　亚洲金融危机音犹在耳，华尔街危机扑面而来。从1998年以来这十年，几乎也是反思亚洲金融危机的十年。有一个理由被当成挡箭牌，在于这是发生在新兴市场国家，甚至之前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也可以作为新兴市场容易发生危机的佐证。但华尔街风暴带来的噩耗却是在当今最成熟的市场体系国家，在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发生了自1929年至1933年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还远没有结束，其后果的严重性可能会比大萧条更加严重。

　　对亚洲金融危机原因的反思，最终落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开放条件下国际资本通过私人部门大量流入而后又急速流出，其次是发生危机的亚洲国家政府对金融监管的轻视和力度不足，最后这些国家在宏观经济政策上的失误导致了产业结构失衡进而对应与金融结构也相应失衡，三个因素相互作用结合起来导致了亚洲金融危机。

　　显而易见，这次华尔街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有很大的不同。金融创新产品自身造成了金融系统本身的缺陷，而监管不力又使得这种风险加大了，即便不考虑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由于金融创新和金融中心城市的集聚效应，反而造成了危机，这是与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同之处。尽管对于监管不力的指责如出一辙，但细究起来，却大不相同。亚洲金融危机主要是对外资的监管不力，而华尔街危机却是因为政府对金融机构和中介组织本身的监管存在问题，在金融衍生品及其信息披露方面监管不足。

　　所以，从金融中心的角度来审视这场金融危机，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视角。 金融中心是货币、资本的集散地，也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和成熟的重要标志，但也应该认识到，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也会带来相应的风险。此次华尔街金融危机也是从华尔街证券市场上首先显示出来的。

　　当然这并不是停下金融中心建设步伐的理由，不能因噎废食。总体而言，人们选择多一点会好过少一点，而金融中心能为市场主体提供投融资方面更多的选择，尽管更多的选择意味着更多的风险，但如果金融监管有效，那么金融中心就能更好发挥作用，并且使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好处远远大于由于金融中心所带来的风险及其可能引致的损失。也就是说，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是一体两面的，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风险。

　　对于中国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热潮，此次华尔街金融危机是及时的告诫。尽管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能带来好处，但其容易产生的风险也绝对不容忽视，否则极有可能将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基业毁于旦夕之间。当然，从城市建设的角度来讲，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也会产生价值，例如高楼大厦等，但如果缺乏活跃的金融和商业活动，这些建筑也不过是摆设而已。

　　按照陆红军在《金融危机与金融中心》一书中的看法，金融中心不仅应当具备高效的金融机构体系和金融市场体系，也应该具备金融监管体系。在金融中心的金融机构体系中，特别应该注意其抵御风险的适应能力。而对于金融市场体系而言，由于受到经济体制以及文化背景的影响，可能会各有不同。但陆红军认为严格而规范的游戏规则是必需的。从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中，可以总结出应该对外资的大规模流动加以防范；而从华尔街的风暴中，至少可以得出两个教训，首先要对金融机构和相关中介组织加强监管，尤其是在信息披露方面；其次要对金融衍生品的创新持更为谨慎的态度，要深入探究创新可能带来的风险，并未雨绸缪研究防范机制。

　　同样的，对于成长中的金融中心城市而言，例如上海，需要确立切合实际的战略目标，并且应该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制定稳妥的发展策略。任何大跃进式的建设，都属于拔苗助长型，忽视了一些具体的约束条件，并且对于风险过分轻视，最终会酿成惨重后果。在中国各个城市竞争金融中心的过程中，来自华尔街的提醒是，在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需要足够的谨慎。尽管一味拒斥创新和建设并不足取，但大意冒进将会带来难以收拾的后果，这一点，香港、上海、深圳、北京、天津等城市应牢牢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