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如何应对金融海啸

　　嘉 宾

　　郭万达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副院长

　　张建森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金融和现代产业研究中心主任

　　核心观点

　　去年上半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演变，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

这场全球金融海啸到底还要持续多久？对深圳影响到底有多大？深圳的政府、行业、企业应该如何应对，如何选择？

　　本期参与圆桌讨论的专家认为：全球金融海啸仍在发展和深化的过程中，它的螺旋式传导方式让更多的国家、更多的行业卷入其中，这种影响仍在扩大。作为外贸依存度很高的深圳，对外贸及相关行业的影响已经发生，这种影响正在向广度和深度逐渐蔓延，低估其杀伤力会影响我们的应对，会贻误我们的战机。不过度乐观，不轻言拐点，密切跟踪危机的发展形势，及时制定对策、寻求解决之道，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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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导不断扩大

　　慎言危机结束

　　主持人：从次贷危机到金融海啸，前前后后也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很值得重视。就是在比较早期的时候，大家喜欢预测危机将何时见底，转机何时到来。可是，最近几个月来，特别是以雷曼兄弟倒闭为一个明显的时间界限，大家不太敢预言危机何时结束。二位都是长期关注这一问题的专家，希望说说对危机走向和发展的总体看法。

　　张建森：要理解这次金融海啸，先要了解一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金融体系。在西方国家的金融体系中，有两条资金链，一条是金融业和金融业之外的资金流动，也就是资金供求双方组成的资金链。另一条是金融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流动，这条资金链我们比较陌生，但在欧美非常发达，大量的金融衍生产品在这条资金链上流动。比如说，在我们国家，说起房贷，大家都知道，那是银行与借款人之间的资金流动。但在美国，它还有另一个流向，就是银行会把贷款形成的债权打包，再卖给其它的金融机构，以分散风险，换取现金。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条资金链。

　　从美国的次贷危机来看，它是两条资金链都出了问题。第一条资金链的问题是贷款人信用基础太差，房价一有波动，立即形成坏帐。第二条资金链的问题是金融创新过度，一旦贷款出现问题，问题就会沿着传统银行、投资银行、金融业的方向迅速传导。并最终波及全球，波及实体行业。现在，全球政府联手救市，我认为，这只能说明问题的严重，而不能轻言转机的到来。

　　郭万达：尽管有许多人在对危机的结束和好转做着各种预测，但是审慎来看，绝不能预言危机就这样结束了。它已经不是一起金融事件，因为它的传导方式是螺旋式地席卷：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房价的大幅下跌，让抵押贷款业蒙受了巨大亏损，参与次贷衍生品业务的华尔街金融巨头被拉下水，全球其他与之有金融交易的金融机构也无可幸免。美国金融市场的暴跌带来了全球几乎所有重要经济体的资本市场的大幅下挫，民众资产急剧缩水使得消费意愿也在急剧下降；消费意愿的下降带来国际原油和其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暴跌，反过来又影响着上市公司的业绩，导致股市继续下跌，民众资产的进一步缩水和消费意愿进一步降低。欧美国家经济不可避免面临衰退，以它们为主要贸易出口国的国家最终也被卷入。就这样，从金融到实体，从美国到全球。现在美国的汽车业和零售业已经开始受到影响。冰岛已经国家破产，人们也在担心，韩国可能是亚洲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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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冲击不大 间接影响深远

　　主持人：全球经济将因为次贷危机和金融海啸而放缓甚至衰退，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但不同的经济区域受到的影响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它给深圳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郭万达：这次危机是全球性的，是全球经济生态出现了问题，它并没有结束，并且传导面积还在扩大。中国不可能不受金融海啸的影响，而且影响还很大。虽然我们出口东亚、拉美、欧洲的比例也很高，但是对这些区域的出口连维持现状都很难，更难填上对美出口的缺口。深圳是高度外向型经济体，危机给外贸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外贸是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但它的不景气也会影响另外两驾——投资和消费，深圳此前已经连续两年投资增长率低于GDP增长率。所以，明年我们面临的困难很可能是“三驾马车”都出现乏力之态。虽然还有启动内需这一招，但消费一要有票子，二要有信心，这两样东西从哪里来，现在还看不到。

　　中央提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心是保持“三个稳定”，即经济稳定、金融稳定、资本市场稳定。对深圳来说，这些方面都有一定的挑战性。拿经济稳定来说，过去，我们受制于成本压力和“四个难以为继”，而主动寻求产业转移升级之道，侧重发展高端服务业，制造业的比重相对减弱。但是，如果全球发展放缓，高端产业进入得少了，低端企业倒闭得多了，就会造成产业空心化，我们的经济稳定就会受到影响。几天前香港生产玩具的上市公司合俊倒闭，它在东莞的工厂一下6000人失业，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再说保持金融稳定，比如深圳楼市持续低迷，价格也未见底，这方面给金融稳定带来不稳定因素。保持“三个稳定”是当前经济工作压倒一切的重心，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的一些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可能都要作出比较大的调整。

　　张建森：作为一场金融危机，对深圳金融业造成的直接冲击不大，但间接影响不小。从直接影响来看，深圳金融业遭受的正面冲击主要是平安保险因购买欧洲富通集团股份而亏损了一百多亿。相比起来，间接影响可能更为深远。比如说，深圳一直在加强与香港的合作，试图通过香港进行国内资本的全球性投资和资产配置，由于全球经济的衰退，这一对外投资势头暂时会受到打击。再者，近年来深圳一直在大力发展金融业，致力于提高金融业在GDP中的比重，这两年这一比重已从6％提升到了10％，今年明年要继续延续上升势头困难很大。此外，深圳一直在强调金融创新，这也是深圳银行业与国内同行竞争的一个优势。现在，金融创新的积极性会否受影响也很让人担心。

　　金融海啸对深圳实体经济的影响也是明显的，深圳经济外贸依存度高，全球经济放缓势必直接影响深圳的出口，这个苗头应该说已经显现，作为深圳三大专业集装箱港口之一的盐田港，集装箱吞吐量出现自开港以来的首次负增长。另外，美国救市的手段说到底就是进一步让美元贬值，这也就意味着人民币将进一步升值，人民币升值会影响出口产品竞争力，加剧上述问题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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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跟事态发展 尽早筹划对策

　　主持人：挑战和机遇都摆在了我们面前，能否给政府和企业提出一些具体建议？

　　郭万达：对于政府来说，第一要务是高度重视，要有国际视野，成立专门机构，在一段时间内跟踪事态发展，并且多向专业机构问策。最近，国务院成立了由主管金融的副总理王岐山领衔的应对美国金融危机的相关机构。香港的反应机制也相当灵敏，香港特首曾荫权已对外表示，会尽快成立一个由其主持的特别委员会，其中包括政府官员、金融专家、经济学者及主要产业代表。成立的目的就是在这段严峻时期不断监察和滚动评估全球各大市场和本地市场，及时判断金融海啸对香港经济和主要产业造成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研究及提出具体的应对方法，供政府和业界考虑如何渡过难关，从而发掘新的商机和提升香港的竞争力。具体到深圳，政府也应在帮助企业应对上夯实基础，把此前提出的“二十八条”和“十六条”落到实处，携手企业共渡难关。此外，政府应该重新评估一些发展目标，使之更加务实，在稳定上求发展。

　　对于企业来说，具体的情况千差万别，关键是要有逆境中的智慧，我把它总结为两句广东话和三部爱情电影。早年在深圳坐过中巴的人都熟悉两句广东话，一是“猫低”，一是“有落”。在现在的形势下，企业经营也要吸取这两句话的智慧，该俯就时要俯就，该下车时要下车，不要逆势强为。此外，企业还应该向三部经典爱情片中的主人公学习：像《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的主人公一样坚持，像《飘》中的女主角一样善变，像《日瓦戈医生》那样不断寻找。

　　张建森：今年的金融业是比较困难的一年，政府也应该借此机会认真反思一下金融业的发展目标和城市基础。

　　这两年深圳金融业在GDP中的占比增长较快，客观地说，这有靠天吃饭的因素，去年金融业占到GDP的10％，是在楼市和股市都非常理想的情况下实现的，今年的印花税和相关税收恐怕难以达到去年水平。深圳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要把金融业的GDP占比从去年的10％提高到15％。这是一个相当高的目标，伦敦金融业的GDP平均占比也只有16％。去年我们能达到10％，今年能保住9％就算不错。所以，政府应当客观地调整金融业的发展目标。

　　同时，为了未来更好地发展，政府应该在打基础方面付出更多的努力。要增强深圳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尤其是要搞好信用征集系统，使之成为深圳的发展和竞争优势。在市场构成方面，除了股市，还要设法建设货币、黄金、衍生品等交易市场。在机构方面，我们存量上有优势，但增量不够，新设立的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等相对不足，要想提高金融业GDP占比就要扩大增量，吸引和鼓励新的机构进入市场。还要继续鼓励金融创新，扩大已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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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高度敏感 把握危中之机

　　主持人：现在，经济界人士已经就中国是否要去美国抄底分成了两大阵营，吵得很热闹。作为深圳，即使不用抄底这样的词，但是否也存在一些机会呢？

　　郭万达：现在，转危为机是一种很流行的说法，可是，在危机面前，看清危到了什么程度，可能要比抓住机会更要紧。历史上大大小小的经济危机已经发生过100多次，从理论上看，真正的影响都是在后期陆续发生的，长则三五年，短则一两年。就拿1929年和1987年的情况来说吧，1929年的经济危机真正触底回升，是在1932年，危机发生三年之后。1987年的经济危机，探底也用了两年。美国官方称此次金融海啸将在明年下半年结束，我觉得有些过于乐观。对此，我们要有高度敏感，不要以为今年挺一挺，困难就过去了，真正的困难可能还在明年。

　　张建森：美国此次金融海啸的导火索是房价下降带来的次贷危机。事实上，从事发到现在，美国房价下降得并不多，要彻底消化房屋供应的过剩，价格可能会进一步下探，这也预示着危机并未见底。

　　主持人：说“危中有机”可以说是高兴得太早，但应对危机，我们当下总该做点什么？

　　郭万达：面对金融海啸改变的经济生态，我们要学会适应，学会应变。比如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已经从“两防”变为“一防一控”，再到现在的保持“三个稳定”，这说明，过去重在治理经济过热，要防止房价在内的资产价格上涨过快。现在要求稳定，要防止过冷，防止衰退，这种宠观政策的改变，对深圳来说是有利的，深圳要尽快适应。再比如说，危机的发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产业转型之道。以前，因为笼子太挤，我们提出要腾笼换鸟。现在，笼子不那么挤了，我们就不一定非要把这些企业置换出去，我们可以改善服务，促使他们留在深圳发展品牌，大搞创新，开拓内需市场。前两天，省委书记汪洋提出了一个新提法，叫扩笼壮鸟，以避免产业空心化，这是一种相当实事求是的态度。此外，危机也给企业走出去带来了更多机会，但是一定要谨慎。我不太赞成“抄底”之说，因为“抄底”不仅关乎资产价格的高低，而且关乎你有没有能力和条件，比如，不熟悉并购企业所在国的劳工政策，都可能让你泥足深陷。

　　张建森：针对深圳的金融业，我最担心的是反应过头，最后弄得别人生病，我们吃药，以至于丧失一些机会。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金融创新一直是深圳金融业的一大优势，政府还每年评金融创新奖。次贷危机发生以来，就一直有人在质疑，金融创新的步子是不是应该慢一点，资产证券化是不是应该缓一缓。对此，我认为，深圳的态度一度要明确，要旗帜鲜明地坚持金融创新。实际上，金融创新作为工具本身没有问题，关键还是使用者是否使用得当。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即使别人是在金融创新出了问题，我们面临的情况也完全不一样，我们不是创新过度，而是创新不足，所以还是要想办法走得更稳更快。就拿资产证券化来说，本身是个好东西，它可以将房贷等业务变成可交易的工具，同时还能分散风险。所以，我们绝对不要因为别人的房贷及其衍生产品出了问题，就让自己固步自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