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次贷危机引发的“蝴蝶效应”，已渗入世界经济的方方面面，而中国在这场金融风暴中也未能不受影响。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中国金融机构应如何应对？《第一财经日报》日前就此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宁波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
《第一财经日报》：近期央行连续两次下调贷款基准利率，这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银行的利润收入？
巴曙松：从周期趋势看，今年商业银行的净利差应该是见顶回落的趋势。除利率政策外，整个企业的盈利也在下滑，银行盈利依靠净利差的方式面临挑战，必须要走业务多样化的道路并加强风险控制。
从压力测试情况看，在经济回落时期，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有一个拐点。如，GDP（国内生产总值）低于8%后，银行不良贷款率会明显上升。这是整个经济波动带来的风险，而现在这种风险已经暴露出来。但和1997年金融风暴相比，中国银行业经过重组后，风险控制能力提高了很多，不良贷款率上升是由周期性导致的，并非制度缺陷和结构缺陷所致，所以银行不良资产不会出现很显著的上升。此外，在次贷危机反思中，中国银行业在风险控制方面的不足在于数量和定量的风险分析，但也有自身优势，如更注重第一手企业的现场调查、注重客户面对面访谈、对信用和偿还能力的评估。
在经济回落时期，可能出现银行不良资产的隐患，并不仅在于中小企业，实际上，一些典型的周期性行业、外向型企业受到的冲击也非常大，房地产市场可能出现的调整也直接成为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上升的隐忧；银行在经济回落时期易集中信贷规模来堆大户，实际上也蕴含较大的集团客户风险；在信贷规模严格管制下，一些银行把信贷从表内转移到表外，但不少银行在操作中还附加回购或财务担保协议，风险实际上仍由银行承担，这种潜伏风险比表内信贷隐含的风险更大。
《第一财经日报》：近日出台了放松房贷的利好，你认为该政策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什么影响？
巴曙松：房地产市场是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增长点，但现实情况是房价比收入高，如果要使居民购买力能承担，就需要在土地价格和交易税费的降低、房地产开发商的价格调整、银行的信贷支持以及居民收入的上升等多种渠道上想办法，使房价能为广大消费者所承受，目前地方政府不愿在土地价格等方面让出部分利益、房地产商在政策利好出台后对继续维持暴利依然存有幻想、对房地产市场过于严格的信贷控制，都使观望气氛十分浓厚。
在讨论当前如何走出次贷阴影时，我们可以对照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中国还没有全国性的房地产市场，至1999年房地产制度改革，才启动了一个蓬勃的房地产市场，从而中国经济在2000年走出低迷，步入长达8年的上升周期。到现在，全国房价有大幅上涨，中国经济也可以说第一次经历全国意义上的房地产市场调整。房地产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非常大，如何以适当方式（如经济适用房）启动，对扩大内需十分关键。
《第一财经日报》：欧元、澳元持续走跌，与此挂钩的外币理财产品亏损严重，而银行发行的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产品也大幅缩水。在这种情况下，你认为投资者应如何理财？
巴曙松：在当前动荡的市场形势下，防御性的理财策略需要坚持，毕竟在百年一遇的大熊市中，生存下来是第一位的。资产配置方面，可选择能够适应转型要求的、有坚实业绩支持的企业。而与外汇相挂钩的产品，不少人过去认为是低风险的，现在看来不少投资者乃至金融机构实际上对这些产品蕴含的风险并不了解，对其风险识别能力不够。对一个理性的价值投资者来说，百年一遇的股市大跌也提供了百年一遇的投资机会，因为这种大调整为理性投资者在当前市场恐慌氛围下以更便宜的价格买到优秀资产提供了可能。
《第一财经日报》：你认为次贷危机影响如此深远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在这场金融风暴中会受到什么影响？
巴曙松：当前依然处于市场恐慌阶段的次贷危机，可以说是第一次全球意义上的危机，是包括欧美发达国家和主要新兴市场都在内的一次全球金融动荡，全球共振导致次贷危机的冲击超出市场想象。
当前的金融动荡，也是全球经济由美国大量贸易赤字、低储蓄比例和发展中国家高额贸易顺差、高储蓄率的结构失衡，转向全球新平衡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无法置身事外。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经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体，它的廉价货物在过去几年的美国繁荣中有助于降低美国通胀、刺激美国消费；同时，大量储蓄从新兴市场流入美国，降低了美国的资金成本，客观上纵容美国过度投资、借债，引发房地产市场泡沫。因此，不能把中国金融市场的调整与全球市场调整隔离开来，不能低估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特别是在次贷危机从美国金融行业扩展到实体经济后，可能会迅速通过实体经济渠道传导到中国，对中国经济形成超出预期的冲击。因此，必须要及早落实实质性扩大内需的政策举措，而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中最有条件率先走出次贷阴影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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