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国强：中国企业在欧美投资的政策细则

　　“全球金融动荡背景下的中国企业国际并购、投资策略”研讨会于10月30日－31日在北京凯宾斯基饭店举行。会议由全球第六大律师事务所——路伟国际律师事务所和全球著名法律资讯提供商LexisNexis共同举办。届时，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将对全球新的经济形势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并购的机遇与风险管理做全方位的解读。独家战略合作伙伴搜狐财经中心全程跟踪报道。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部副部长隆国强教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部副部长隆国强教授：

　　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能参加这次研讨会。现在华尔街金融风暴以后，到处都在谈论中国企业该不该去抄底。尤其是前一段日本三菱买了美国投资银行在亚洲的业务以后，中国很多媒体人更着急了，说我们为什么还不出手。我想在这么一个复杂的背景下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是很难的。我想总宏观一点的角度来看看我们的投资到底处于一个什么阶段，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样的。在以往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中到底有哪些成功和不足，这样大家可以更好地思考说我们现在该不该出去抄底。

中国企业走出去应该说时间不短了。从1979年开始，中国政府允许对外投资，对外投资就起步了。但真正说大幅度、快速增长，其实也是2002年以后的事。为什么中国企业现在往外走呢？这不仅中国国内企业关注的问题，其实也是全球关注的问题，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这几年成为一个热点，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国际方面的背景。在国际背景下我们看到由于全球化不断深化，跨境投资成为全球化进程中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全球的投资也是越来越多，在WTO规则下，区域一体化中都涉及到一体化安排。可以看到双边有投资的协议，东道国对投资的态度越来越友善，各国都在修改自己的外资投资法规。过去十几年各国修改法律数量非常多，超过80%的修订都是对外来投资者更加友善，只有个别政策可能更加严格。各种各样的基于双边的投资保护、协议等等也在迅速增加，为资本输出国企业提供更加安全的投资环境。

　　从全球的跨境投资大家可以看到经历2000年3.18万亿最高峰后有所回落，到2003年迅速反弹，去年已经超过了1.4万亿，达到了历史新高。全球投资从制度原因也好，还是从跨境投资的金额也好，都为中国企业最外投资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外部环境。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还有很强的国内背景，一个是国内企业出现了全面的产能过剩。大家记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们第一次面临的通货紧缩，那时候中国第一次有一个系统政策叫做境外贸易加工政策，涉及到16方面的政策出台。实际上是扶持中国那些过剩的产能，通过向境外的转移来延续设备、技术的生命周期。所以国内的产能过剩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很重要的背景。

　　第二国际市场的国内化，我们市场越来越开放，特别是加入WTO跨国公司把公司摆到中国。中国一些企业感觉到如果配置资金仅仅在国内，感觉到面临打到家门口的跨国公司处于不利的境地。所以实施跨国经营的动力越来越强。

　　第三从宏观来看，国家的对外投资能力已经很强，像燕生所长讲得，我们的外汇储备超过1.9万亿，世界排名第一。过去我们限制对外投资很重要的考虑是国家没有那么多的外汇，现在情况刚刚相反。中央银行提出藏汇于民，实际就是鼓励企业多用外汇，这种政策改变也给我们提供很大的空间。

　　第四中国经济随着规模增多，对能源依赖越来越重，中国现在是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有人说中国人买什么，什么东西涨价，中国人卖什么，什么就跌价。我们80%的石油依赖进口。所以中国从资源来说，长期是依赖外来。所以无论政府其是开采企业都有很强烈的到境外取得境外资源的开采权。2000年开支国家提出了走出去的战略，而且调整了相关的政策。从原来严格的管制到逐渐放松，直至有选择的鼓励。这个政策实际上已经发生了一些方向性的变化。

　　在这种国际、国内的背景下，我们看到中国从过去几年对外投资进入快速增长期，2006年160亿美元，去年达到了300亿，处于迅速增长中。投资方式最大的居然是利润再投资，说明我们很多企业在海外还是赚钱了。37%是股本投资，其他的投资占21%。投资的主体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的。排第一位的有限责任公司，排第二位的是国有企业，还有5%是外商投资企业，2%是港澳台的投资企业。说明这些外商投资企业基于中国再次开展了一些跨境投资。

　　从行业分布上看，排在第一位的商业服务业，第二位的是批发零售，第三位的是采矿业。近一、两年内采访跃居首位。再下面是交通运输业，第五位是制造业。其他行业金额比较少。空间来看主要分布在亚洲，亚洲主要分布在香港。如果仔细看一下，可以发现中国对外投资现在集中在香港、开曼群岛、威尔金群岛、拉美地区。为什么投资都在所谓的自由港？实际上这些自由港不是终点，只是跳板。中国企业很多是借助自由港作为进一步对外投资的跳板。所以从我们中方的统计来看，实际上比较难以确定最终的投资到底流到哪里去了。

　　从我们已经取得的进展来看，应该说开展对外投资的企业还是获得了很多他们预期的成效。首先有相当一批企业境外获得了资源、能源的开采权，无论在拉美、非洲还是澳大利亚，我们都有很多企业成功获得了能源、资源开采权。特别是在过去的五年中，初级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很多这类资源性的投资都取得了相当可观的回报。第二我们的企业利用境外资源提升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刚刚燕生所长已经讲了很多成功案例，像华为、新东方、数控机床行业等等。对国家来说大大提升了某个产业的技术研发水平，有时候是填补了技术空白。还有企业获得了海外的营销渠道，比如联想通过收购IBM的PC部门，获得了北美的销售渠道，虽然整合得很艰难，但是通过并购也获取了原来汤姆逊在北美的销售渠道，通过并购也获得了一些知名品牌的使用权。从国家层面来说，通过对外投资大大改善了中国企业和东道国的关系，实际上也改善了中国和国家层面的关系。因为在过去几年里，我们看到一个突出的现象，中国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开发型经济造成了我们和很多国家特别是一些欠发达国家在双边贸易上十分不平衡。2月份我曾经去过埃及，埃及是一个非常友好的国家，也是阿拉伯世界非常重要的国家。中埃双边的贸易大概是40亿美元，其中中国的出口是38亿美元。这种极度不均衡的贸易格局会带来很多问题，会带来贸易摩擦，甚至还会引发更复杂的问题。那么针对这样的问题，我们也说想办法采购，但是中国企业会说我们不知道在这个国家可以买到什么能在中国市场有竞争力的东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改善和这些国家的关系，非常重要的战略和政策就是要推进中国企业到这些欠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希望中国的企业能够带去适当的技术，更适合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能够解决它的就业，甚至能够帮助它扩大对发达应该体的出口，帮它出口创汇。

　　针对这种状况，政府也出台了一些政策，比如说政府有关部门大力推进境外近来合作区。实际上就是组织国内的中小企业，集群地走出去。大家搞一个所谓的经济合作区，由中国企业合作、开发、管理，有一个窗口和东道国政府打交道，这对很多中国企业对海外投资还缺乏经验的情况下，能够让它避免很多在法律方面，对本地市场对劳工情况不了解等等困惑。这个可以打大降低中国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风险和成本。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发现无论政府层面还是企业层面都存在很多的问题。

　　在政府层面来说突出地表现出来是我们现在的管理体制和走出去的要求是不能够完全适应的。尽管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管理体制和政策不断地改善、调整。现在审批的程序仍然显得比较烦琐，特别是时效性比较差，我们有多个部门来审批，对外投资时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分工，对很多企业在并购的情况下，机会之窗打开稍纵即逝，由于审批耽误时间后，可能这个机会就失去了。所以我们的管理体制如何适应跨国并购对时效的要求，对我们的政府也是一个挑战。有人说那就别审批了，但中国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还没有实施自由兑换，这就意味这对外投资一定会有适当的管理，不可能完全放开。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要探索出一条既适合时效性要求，又能够适应中国资本项目有所管制的状况，这对政府是很大的挑战。我们现在的管理体制还不适应跨国公司的运营，很多人讲走出去，往往讲对外投资实施并购环节，其实对很多企业来讲，真正的难度不在于跨出去，而在于跨出去以后如何成功地运作。对我们现行的管理体制来说，我们也做了很多调查。我们发现如果中国公司开展国际化经营，国内很多体制包括外汇的管理、资金的管理、甚至于人员出入境的管理都还步态适应把总部放在中国的跨国公司的运营。所以这对我们来说可能是更大的挑战，我们不仅要让企业走出去，还要让企业走成功，而不是出去几后过几年刹羽而归。

　　我们的制度还有所欠缺，看韩国的经验，在培育跨国公司时有非常强的支持力度。因为很多后起国家有很多所谓的后发劣势，我们现在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够强，同时对企业各方面的服务和指导也有所欠缺。同时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们对跨国公司的战略意义在不同的群体间，政府的不同部门间还存在很大的分歧，所以部门间政策的配套也有待改善。

　　通过对已走出企业的调查，我们发现企业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的能力还是相当弱的，尽管中国整个经济体很大，刚刚燕生说我们马上要超过德国变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是我们有很多小企业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经济体。这和很多西方发达经济体有很大的区别，它有很多非常大的跨国公司支撑。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对外投资，一个是我们很多企业对外投资缺乏战略性，考虑眼眼前利益比较多，考虑长远的利益比较少。特别是社会责任意识相当薄弱，当到了东道国后，它的行为不仅损害了这个企业的形象，而且还损害了中国的形象。无论从政府还是企业来说，都是希望尽量避免。有一次听力拓的人跟我讲，一个企业的形象不是由他干得最好的事决定而是由他干得最差的事决定的。力拓这样的大公司想做百年的老店要尽量提升自己的社会形象，做好每一件事。我们说对一个国家来说其实也是如此不是由最好的企业决定国家的形象，而是由最差的企业干的最差的事来决定你这个国家在境外的形象。

　　很多企业在对外投资时，做的可行性研究不够深入。很多企业响应党的号召很冲动地走出去了。对东道国的法律、市场、劳工应该有的了解的东西了解不够。而且像在国内经营一样，不愿意花钱请咨询公司，这是中国企业很大的特点。另外我们很多对外投资没有经过慎重的可行性研究，由企业的领导人一冲动，感觉这个机会不错，一拍脑袋就跳过去了。我们发现很多最后在整合上出现问题的企业都是可研做得不够慎重的。更突出的问题还不在于对外投资、决策、走出去整合的过程。我感觉还是并购成的以后，中国企业跨文化的整合能力相对薄弱。

　　从全球来看并购的成功率就不高。我看世界的平均数据大概也只有40%左右是真正成功的，对中国企业来说由于前期准备不充分，后期整合不够强，这个成功率可能更低。而且我们的国际化程度严重不足，派不出适合的高级管理人才，虽然要当地化，从当地雇佣人才，但有时不得不派总部的人去参与管理。另外中国会在一些高风险地区投资，像当年韩国大宇，老去投打仗的地方去。这其实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困境，就是说成熟的低风险市场竞争都很激烈，几乎被一些跨国公司占满了。对中国这些具有后发劣势的国家，要寻找一些竞争不太激烈的地方，就要冒国家风险，找高风险的地方，有的成功了，得到很好的回报，就可以津津乐道，实际上可能误导更到的企业进入高风险地区。

　　中国企业总体来看，在境外会面临一些额外的歧视。就像我们说中海油并购优尼科就被舆论扼杀了。曾经一个非常有名的国家跟我讲，在海外投资领域，很多事西方大公司可以做，但中国的公司不能做。中国迅速和平、发展壮大起来后，很多国家对中国有很强的警惕性，它看到的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看到的是国有企业，在它的意识形态里会存在着某些不利于中国企业的地方，中国企业不能得到很公正的待遇。这是我们走出去时必须要意识到的。

　　最后我们的企业走出去还面临很多工会问题、环保问题、人身安全问题。最近大家可能看新闻，在苏丹我们有几位石油工人绑架，其中有四位被谋杀，还有两位失踪。各种各样的安全问题跟我们进入一个高风险的国家相联系的，同时跟我们这些企业应对国家风险方面的能力不足也是有关系的。我们说这些都是为还没走出去的后来公司，吸取前车之鉴，避免再走弯路。

　　我们的企业如何顺利地走出去？第一我觉得要高度重视跨国投资的战略意义，这样有利于我们政策的统一和改善，同时也有利于我们企业把对外投资放在战略的位置上对待。第二就是不断完善我们的政策。现在的政策体系已经都有了。有金融扶持、财政扶持政策，也有一些服务和促进的政策，另外还有风险政策。但是在每个政策体系下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我们政府部门努力，为中国企业最后成功走出去提供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

　　张瑞敏(张瑞敏博客,张瑞敏新闻,)先生讲得非常好，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这是海尔的体会，张瑞敏先生三个不同走的境界是值得其他企业参考的。我就说到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