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人肉搜索反腐符合中国国情

　　人肉搜索的最新成果，是南京市江宁区房管局原局长周久耕的落马。周久耕因为声称“低于成本价卖房将被查”激怒网民，被搜索出抽千元一条的高档烟、戴十万元一只的名牌表。赶在2009年到来之前，江宁区委宣布他言论不当，并存在用公款购置高档香烟的奢侈消费，决定免去他的房管局局长职务，对网民反映的其他问题正在进一步调查。尽管这一结果离促进良制建设差距甚远，但是网民还是备受鼓舞，纷纷挽起袖子，喊出了“把反贪交给人肉搜索来干吧”的豪言壮语。

　　与此同时，另外一个消息传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分组审议侵权责任法草案，其中点名追究人肉搜索的侵权责任。在此之前，北京朝阳区法院对由“死亡博客”事件引发的“人肉搜索第一案”作出裁决，判定用人肉搜索挖掘个人姓名、住址等个人隐私信息，网站如果不能及时删除，就要承担侵权责任。

　　一个问号立即跳了出来：网民们把人肉搜索作为反腐利器之时，是否涉及到官员的隐私信息，是否也要承担侵权责任？甚至有人用阴谋论逻辑推断，正是因为人肉搜索让腐败官员如坐针毡，他们才想方设法把人肉搜索列入侵权责任法，并推进其立法进程。“死亡博客”事件中，网民们根据死者留下的博客信息，断定其因丈夫外遇而自杀，遂对其夫进行疯狂的搜索和攻击。法院在判决中并没有强调公私区别，依此周久耕先生也可以追讨网民的侵权责任。

　　我认为，人肉搜索并不是简单的信息搜集行为，它还包括对公众的信息发布，以及再搜集再发布，循环往复，是一种媒体调查活动。因此，跟所有媒体调查一样，人肉搜索应当“大公无私”。也就是说，它应当一方面对个人隐私充分尊重，一方面对公权力镏铢必较。这两方面有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对“公”的计较也就是对“私”的尊重，因为“公”实质上是“私”的权利让渡，“公”的放纵即意味着对“私”的侵犯。

　　侵权责任法是民法典的一部分，本身是要保护公民的权利不受侵犯，却被网民解读为官员腐败的保护伞，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对现实的讽刺。网民误解了法律吗？并非如此简单。在此之前，网民们知道，普通民众的名誉权官司很难打，地方官员却屡屡以名誉权为名捉拿批评者。

　　公私权界的划分是一个前提性的问题，横亘在诸多社会问题和法律关系的面前。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很多法律规定都将被公权力滥用。一旦法律被滥用，对法律的信仰就无从谈起。如此重要的前提性问题，却一再被束之高阁。

　　我不知道立法的先后顺序是怎么确定的。从权威的解释看，似乎是什么法律简单一点，也就是“准备得成熟”一点，就先推它出来。我觉得，法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才应该是排序的首要标准。在用侵权责任法来“法办”人肉搜索之前，有两个法律应当已然存在，一个是官员财产公开申报法，一个是个人信息保护法。有了这两部法律，人肉搜索的侵权困境就迎刃而解，网民的“误解”也不复存在。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对于官员财产公开申报法的呼吁，要大大地早于侵权责任法。个人信息保护法，至少也是和侵权责任法同时提出的。前两者，都是性质鲜明的公私权界法，为什么迟迟不肯露面？这就怪不得网民们胡乱猜疑了。

　　十多年来，公众一再追问，官员财产为什么不能公开？有关方面总是羞答答地说，这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如果是这样，我就要说，用人肉搜索来反腐，更符合当下中国的国情，应当大力推广。（长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