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下，等待国家补贴和注资的央企也越来越多。继国家给两大石油巨头进行巨额补贴以及对东航、南航注资后，据报道，五家电力集团和两家电网公司也将获得国资委的注资，注资规模在100亿元左右。
这些电力央企接受注资的原因据说是因政策性亏损和受冰灾和震灾造成的破坏损失。
这也是其他央企要求被注资和补贴的原因。比如，两大石油巨头就以油价倒挂致使炼油亏损为由理直气壮地要求国家给予补贴。
理论上说，央企为公共利益而承担政策性亏损，包括为国民经济的稳定付出代价，获得国家补贴和注资也可以理解。但是，把冰灾和震灾造成的破坏损失也算作注资的原因，则似乎有些牵强。因为受冰灾和震灾影响的企业远不只是电力行业，即使电力行业受损较大，那其他国有电力企业和民营电企是不是也可要求政府注资？
社会之所以对央企动不动要政府注资意见较大，不在于或不主要在于注资行为本身，而在于民众并未切实感受到央企带给自己的福利增进。作为理论上的全民企业，央企应该是为全民服务的，但现实中多数民众可能对这一点感觉不深。客观而言，在金融海啸的影响下，央企的稳定发展对国民经济起着重要作用。对一些受金融海啸影响较大、不救济就会对国民经济发展和民众利益有损害的央企，国家确有救助的必要，但是，救助应该是有条件的，否则，会破坏一个社会基本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就承担政策性负担的国企来说，要获得生存条件，可以依赖两条途径：一是依靠政府补贴来救助亏损的国有企业；二是维护国企的垄断地位，限制市场进入以获取垄断利润。后者实际上也是一种补贴，是以损失社会效率为代价，向国企提供的一种隐性补贴。从中国的具体情况来看，已获得和将要获得国家注资与补贴的央企，无不是国家事先已赋予了其垄断地位，或者已进行了政策性呆坏账的剥离和职工的安置补偿。因此，严格说来，对它们在经营中的亏损国家不应再进行买单。
这里的原因在于，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无法确知政策性负担给企业带来的亏损是多少，也很难分清楚一个企业的亏损是政策性负担造成的，还是由于企业自身管理不当，或是企业经理人员的道德风险造成的。当政府无法分清楚这两种亏损的差别，又不能推托对政策性亏损的责任时，就只好把企业所有亏损的责任都揽起来，在企业的亏损形成后又给予事后的补贴，从而形成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并加重企业经理事前的道德风险，严重影响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和激励机制。
从近年一些获得国家补贴的央企来看，一边是企业亏损，一边却是员工的高福利、高收入。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它们亏损的原因，到底是因价格受到国家管制还是缘于财务管理上的失控，财务支出过大所致？
退一步说，即使真是价格受到国家控制，也可在企业内部平衡利润。比如，两大石油巨头作为巨无霸型的企业，其炼油环节亏损并不影响其整体的盈利，最多只是减少盈利的幅度而已。但国家却多次向它们巨额补贴，这有可能使国家的救助完全沦为一种“游戏”：谁的力量大，可以左右国家决策，谁就能够获得最大的补贴。
鉴于国家救助可能造成的上述后果，应该是尽量减少对央企的注资。对于确因政策性原因而导致亏损的企业，也要厘清并制定明细的规则，即在什么情况下、亏损多大国家才给予补贴或注资。
另外，国家确需对央企注资时，也最好不要动用财政资金，而是用央企上缴给政府的红利。据悉近两年央企向国家上缴的红利已达700多亿元，对央企的注资，应该从这部分红利中支出。
(作者系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
(责任编辑：克伟)
《变形金刚2》送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