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实验城乡一体化改革：药方是农村市场化

中国新闻周刊封面图

　　试图改变中国农民命运的成都实验

　　30年前，当日本的城市靠着农村的原始积累实现工业化腾飞之后，开始将高速公路、管道煤气、排水系统修到农村，越来越多的农民转身产业工人。这种经济上的自觉行为有一个形象的名称——反哺。洞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在西方，几乎所有借助农业积累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无不在工业化、城市化实现之后开始对农村的输血，这一过程平均是20年。而在中国，借助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城市从农村汲取了几十年的财富。

　　5年前，当城乡差距越拉越大，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呼声日高时，地处“天府之国”的成都悄悄展开了一场“城乡一体化”改革。在政府的强力推进下，改革者希望通过土地流转、农村社会保障、基层治理进而到农村产权等一系列变革试验，找到一条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农村现代化的普适路径。五年之后的成都，改革渐入深水区，新兴的农村小区和成片的“农庄”开始点缀古老的温江平原。今年的“两会”已经开幕，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撰文指出，当前有六大改革任务，而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改革被他列在六项改革的首位。

　　“成都实验”的核心，就是破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持续近60年的城乡二元结构，让7亿2千多万农民兄弟姐妹获得和城镇居民同等的生存和发展权利。

　　农民问题首先是一个最大的政治问题。在中国共产党人执政70年、80年以至100年的时候，我们理应让占中国人口总数54%以上的7亿2千多万农民过上基本富足、自由和快乐的生活，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理性所在。

　　这还是一个最大的社会问题。有统计数据表明，因为城乡差异，中国大城市的居民人均寿命比农村要高12年。如果同在一面五星红旗下面生活的共和国公民，仅仅因为生为农民，就不能在教育、就业、收入、医疗、社会福利保障等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利和机会，和谐社会的建设就是一句空话。

　　这还是一个现实的经济问题。城乡一体化实验关系到中国农村——一个和整个欧洲人口数量相等的大市场的建设培育。以外贸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支持了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高速发展。现在，这个发动机已呈现老态。内需已经成为拉动中国今后10年20年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让中国7亿2千多万农民富裕起来，提高他们的购买力，则是刺激内需、振兴经济的关键所在。

　　我们期待，通过成都的努力，以及中国其他一切有志有智者的努力，影响中国社会近60年的城乡两元结构会得到根本的破除。生为农民之悲哀或将变成生为农民之幸福。占中国人口总数54%以上的农民将享有和城镇居民一样的权利、发展机会和生命尊严。

　　成都求解农村“未来之路”

　　农村市场化，是成都为“城乡一体化”改革开出的药方，这剂药方能否为中国“三农”问题破题，还有待观察

　　本刊记者/王维博(发自成都)

　　因为妻子有心脏病，王明祥十多年来没有外出打工，而是在家打理5亩多的稻田，一年能有近3000元的收入。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2008年3月。

　　王明祥是成都市都江堰柳街镇鹤鸣村7组村民。3月的最后一天，王明祥拿到了几个新本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集体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和《林权证》。和他一起拿证的还有同村的另外34户村民，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是中国第一拨“四证齐全”的农民。

　　这一切，源于2008年1月1日，成都市委出台的“一号文件”。这份名为《关于加强耕地保护进一步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和房屋产权制度的意见(试行)》的文件，把改革的重点锁定在开展农村集体土地和房屋确权登记、创新耕地保护机制、推动土地承包经营流转、推动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和开展农村房屋产权使用权流转试点等目标。

　　经历了三十年改革开放，成都把自己推进了改革的“深水区”。“三农问题”能不能在下一个轮回中有所消解，这是成都已经探索了五年，并尝试解决的问题。

　　城乡改革的新突破

　　2007年1月，孙平从攀枝花回到成都市。

　　孙平的新职务是成都市委常委，分管城乡统筹工作。两年前，他从成都市副市长的职位上调往攀枝花担任市长。

　　刚报完到，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便给孙平出了一道题：“用半个月时间，告诉我你对成都城乡一体化下一步该怎么走的看法？”

　　成都的“城乡一体化”改革起步于2003年。这场旨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改革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效：以“三个集中”为核心，成都联动推进了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通过政府的大力投入，加快了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促进了城乡公共服务均衡发展。通过政府体制改革，构建起了城乡一体的政府管理体制，同时伴随着改革的推进，探索建立起了新型基层治理结构。

　　近四年的实践已经初见成效，但孙平却感到，李春城想要的并不完全是这些。下一步应该是想在现有基础上作出更大的突破。

　　突破点在哪里呢？

　　“一个星期不到，他就问我，给你出的题目怎么样了？”孙平说，“你得先给我喘口气。”李春城盯着他，“改革不给人喘气呐。”

　　孙平调来四年来的资料：2003年起，成都为推动城乡一体化改革，投入“三农”财政资金成倍增加，2003年为10亿元，到2007年已达到117亿，但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却只由2003年的2.66：1降到2.61：1。改革的初衷就是缩小城乡差距，为何巨额的投入却收效甚微？

　　孙平出去调研了10天，回来后向李春城提交了报告。显然，报告的内容得到了后者的相当认可。孙平说，他们对当前农村发展现状的看法基本一致，并坚定了“城乡一体化的深化必须要交给市场”这一想法。

　　改革缘起

　　“成都的改革一开始就充满戏剧性。”长期从事成都统筹城乡改革报道的《成都日报》首席记者高纪开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2002年的全国两会上，时任成都市市长的李春城在北京接受媒体的采访，主动问在场的记者，“我希望回答一个问题，可一直没人提问，就是农村和农业的问题”。大家都笑了，后来他就自问自答起来。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这样突出强调三农问题。”高纪开说，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一年之后，成都的农村改革就悄然起航。

　　2002年下半年，李春城到北京开会，特地约见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叶裕民。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了解，李春城对叶裕民写的《中国的城市化之路》一书高度赞赏，曾兴奋地对人表示，“我要搞的东西，书里说得很清楚了。”在北京，两人进行了一番长谈。

　　回来后，李春城布置了一个任务：《中国的城市化之路》，成都官员要人手一本，每一个人都要去领悟成都未来改革的基本走向。

　　成都市辖9个区、4个县级市和6个县，是典型的大城市带大郊区，一走出中心城区，便是大片的农村，落差明显。城市的快速发展，使得原来的城乡差距变得更大，如何缩小城乡差距，成为成都市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作为市委书记，对成都有着足够了解的李春城一直在思考农村问题。用他的话说，“这是要还对农村的欠账”。

　　一位政府官员透露，2003年夏天成为成都市委书记以后，李春城逢会必讲城乡一体化。

　　改革之初既有主动的安排，也有“巧合”。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报告在论述建设小康社会时，明确提出要解决农村的问题。报告首次提出“五个统筹”， 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

　　孙平的解读是，城乡一体化是让一部分农民到城里面来，这是一般城市化的路径，而农村总要留一部分人，留下的这部分人就必须是新农村，“新农村的标志应该是城乡的公共服务水平基本一致”。

　　“从十六届五中全会到十七大，再到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央都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孙平看来，中央的这些要求，为成都城乡一体化的改革指出了明确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