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高速城市化，住宅建设进入了快速发展期，我国是一个土地资源十分紧缺的国家，房地产行业利润很高，管理土地资源的部门、官员很容易成为寻租对象。”

　　——全国人大代表、经济学家张兆安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加强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代表委员表示，近年来房地产领域已经成为腐败大案多发的“重灾区”。要以釜底抽薪的勇气和决心，加大房地产领域反腐败工作。

　　据新华社电

　　房地产领域已成腐败“重灾区”

　　今年全国两会前夕，重庆市规划局原局长蒋勇因受贿1796万余元，被一审判处死缓。2007年以来，重庆揪出一系列震惊全国的地产腐败“窝案”，近10名厅级干部陆续因收受开发商巨额贿赂而落马。其中，重庆市规划局原副局长梁晓琦受贿金额超过1589万元，已于2008年底被一审判处死缓。

　　“窝案，又是房地产腐败窝案！”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忠林教授痛心疾首地说。

　　2001年至2004年间，主管城建工作的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利用职务便利，先后收受多家房地产公司贿赂，折合人民币1亿余元，其中最高单笔受贿达8000余万元，创造了贪官受贿总金额、单笔受贿金额的两个“新高”。2008年4月，姜人杰被法院一审判处死刑。

　　“有的贪污官员喜欢‘囤积’现金，有的腐败分子则偏好‘收集’房产，腐败花样真是层出不穷！”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曦说。

　　近年来，上海市两个倒下来的“土地爷”——浦东新区原副区长康慧军和市房地局原副局长殷国元——都有收集房产的嗜好。长期掌握土地交易大权的康慧军被称为“炒房区长”，截至案发时他和妻儿名下的房产达14处。殷国元曾多次向自己提供过便利的房产公司“买房”，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更出格的是，他的大部分购房款是向房地产开发商索取的。两人均被法院判处死缓。

　　“中国正在高速城市化，住宅建设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全国人大代表、经济学家张兆安说，“我国是一个土地资源十分紧缺的国家，房地产行业利润很高，管理土地资源的部门、官员很容易成为寻租对象。”

　　容积率上下其手不义财滚滚而来

　　“容积率在开发商眼中简直就是点石成金的‘魔术棒’，哪怕是能提高0.5个百分点，每个开发商都会不惜血本地公关。”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监察局副局长杜黎明一语道破规划腐败的“潜规则”。

　　杜黎明是重庆地产腐败窝案的办案人员之一，深谙蒋勇等人在容积率方面“上下其手”的做法。蒋勇在任期间，多次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帮助取得规划手续、调增容积率、调整用地性质、提高土地使用强度等形式为房地产开发商谋取利益；他还伙同情妇唐薇成立多家公司，通过调整规划手续为开发商谋利，以达到收取钱财的目的。

　　容积率越高，可供其销售的面积就越多，开发商获利也越大，但是购房者的居住环境就越差。以一块占地1万平方米的土地来计算，假使容积率是3，意味着可建3万平方米，如果把容积率提高到3.5，则可建3.5万平方米。如果以每平方米6000元的价格出售，足足可以多得3000万元！

　　在房地产领域，腐败分子钻的空子不止是容积率调整。杜黎明说，土地用地性质调整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目前，除经营性用地须要进行“招、拍、挂”外，很多工业用地、教育设施用地和公益设施用地等划拨地不用进入正规的“招、拍、挂”程序，而且土地出让的价格只有经营性用地的几分之一。许多开发商就利用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政策大量圈地，然后再经过层层公关改变用地性质，用于房地产开发。“现在许多开发区变高档住宅区就是这种情况：开发商先在园区里把地圈下来，荒废在那里四五年也不着急，慢慢跟政府公关改变用地性质再搞房地产开发。”

　　批地盖房权力大“阳光运作”不可少

　　“手握批地大权，项目爱给谁给谁，则是房地产领域腐败的又一重要手法。”张兆安代表说。

　　陈忠林代表说，从近年出现的多起典型案件看，规划、国土、房管等与房地产业息息相关的政府部门行政审批权过大，过于集中，尤其是公共权力的运行不够公开、透明，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是整个房地产行业中权力寻租、官商勾结十分突出的重要原因。例如，调整规划大多在规划系统“内部循环”，有的项目常常由主管负责人说了算，或者依据一纸政府会议纪要，甚至打招呼、批条子、特事特办。“关门规划”缺乏公示、听证等制度，公众对规划调整没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王曦委员表示，目前，一些城市已经展开了“规划公开”试点，代表委员认为应予提倡和推广。例如，广州市规划局从2006年起建立由100多人组成的规划委员会会员库，其中专家和公众代表占半数以上，市里的规划方案和调整必须规委会超过2/3的成员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