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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政治经济学

  漫步金融街

  张宁

  危机政治经济学

  随着危机的不断蔓延,经济救助必需各国政府全面介入,否则欧美经济可能很快就会滑向大萧条的深渊。由此也使得经济问题政治化,各种政治力量的介入会给未来的世界经济增长带来更高的成本和不确定性,因此中国也要绷紧“政治”这根弦。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整个世界在经济危机中也越陷越深。在金融危机从次债市场开始蔓延两年后,传统的市场机制已经难以维持经济与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了,金融市场进入了历史上最为困难的流动性陷阱局面。几个大国政府几乎是唯一可能避免世界经济彻底崩溃、走向大萧条的救命稻草。恐怕只有大国的信誉才能维持金融市场运行,也只有国家财政才能够帮助经济免于直线下滑。

  本来在危机之初,假如美国政府更加积极地从根本上施救,形势可能不至于像现在一样恶化。但由于政治、舆论、社会等多种因素及人们对危机影响程度存在认识偏差的综合作用,现在世界经济要快速走出困境可能为时已晚。可悲的是,奥巴马新政府上台之后,美国还处在刚开始制订综合救治计划的阶段。世界各国政府的全面介入,也使得经济问题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学问题,而成为变数相当大的政治问题。政治经济学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成为主导经济的主流,而政治力量在各国经济和国际上的介入,会给经济带来非常大的不确定性。这一不确定性本身会给本已困难重重的经济增长增添更高的成本。

  各种政治因素

  影响危机的解决

  这次危机从根本上讲是意识形态、经济制度、国际环境、历史机缘等多种因素导致的异常“完美”的金融与经济风暴,但政治对事态的进展及危机的深化程度一直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危机早期,经济尚未进入衰退,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类别主要限于次债,如果此时对这些次债进行剥离,可能只需不到1万亿美元。而现在局面已经失控,经济进入衰退超过一年,不良资产的范围远远超出了虚拟经济领域,大量由于经济萎缩而造成的实体经济范畴的不良资产开始涌现,令本已百孔千疮的美国经济和消费者、企业的财务状况雪上加霜。不过,在美国的经济与政治体制下,要使各方在2007年次贷问题爆发初期就直面危机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在危机之初,大家对问题的严重性还缺乏统一的认识,意识不到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导致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会如此之高,以至于影响到了整个世界经济的正常运行。当时,即使有几个先知先觉者敲响了警钟,也会被认为是高呼“狼来了”的小孩,不被主流政策制定者所认同。而政策制定者中有一些人即使看清了未来的危局,也无法说服国会在大难临头之前动用上万亿美元的资金去扑灭尚未发生的危机。

  回顾一下美国各个政府机构在危机中的作为,也可以看出政治的作用。

  首先,美联储一直以来相对独立于其他政治机构之外,从危机开始到今天,应对危机政策失误最小的可能就是美联储了。然而,这次由资产泡沫破裂、进而金融中介瘫痪引发的危机,货币政策的作用很有限,美联储所能做的最多也只是提供短期流动性,起到暂时纾解困难局面的作用,以防金融体系彻底崩溃。

  其次,反观以财政部为代表的美国政府,其政策在方向性上一直摇摆不定,力度也相当欠缺,还有很大的随机性。危机开始时,财政部置身其外协调行业超级基金计划、救助贝尔斯登、后来放任雷曼兄弟破产、设立7000亿美元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roubled Assets Relief Program,TARP)。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计划用于剥离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TARP资金,由于国会通过过急、缺乏细节而给政策执行留下了很大的迂回空间,最终导致7000亿美元甚至用到了救治汽车业上,间接地帮助了汽车业工会。这也就使得第一次救助仅起到了救急的作用,并没有解决根本上的问题。金融机构虽未全面灭亡,但大部分也如僵化的恐龙一般,并不能对经济起到足够的输血作用。危机以来,美国的财政政策似乎永远都跟在市场后面,毫无系统性和前瞻性。

  再次,美国众议院甚至在雷曼破产后全球市场命悬一线的时刻,冒经济彻底休克之险,在第一次投票中否决了700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政治在其中发挥了多大作用可想而知。

  最后,由于政治竞选周期的原因,布什政府与奥巴马政府的更迭也给整治危机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正如布什时期的经济政策带有深深的保尔森和伯南克色彩一样,新政府的处置危机政策势必会打上奥巴马及其经济政策团队的烙印。然而直至2008年底,奥巴马政府的经济政策团队尚未完全确定,各种因素造成的政策摇摆不定,对于亟需正确、连贯政策的经济形势,造成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奥巴马新政仍不够彻底

  预测未来一段时间的经济走势,很大程度上要看各国政府的国内外经济政策。如果政府不插手,欧美各国经济可能很快就会滑向大萧条的深渊。然而,政府的救助要想起到效果,就需要动用上万亿美元的资源。这在任何国家,特别是西方的民主体制下,势必面对重重的政治和舆论压力。所以,在政策的制定和具体执行时,各个利益团体都会施加多方面的压力。

  奥巴马新政府上台使大家抱有很大的幻想,这也给了新政府很多的政治资本。但与此同时,在等待新政的不确定时期,经济还在一步步走向衰退,就业情况进一步恶化,金融机构资产的不良肿瘤也向更大范围扩散。在政治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举足轻重的背景下,奥巴马新政府的政策走向会对未来世界经济的格局带来深刻的影响。

  然而,在笔者看来,有“梦之队”称号的奥巴马经济团队近期所推出的政策,依然未能正视危机的严重性,不论是动用财政资金的力度,还是手段的彻底性,恐怕依然滞后于危机的发展进程。一方面,7870亿美元的救助资金恐怕数量偏少了一些,这已经开始引起共和党强烈的反弹;另一方面,救助计划依然像布什政府一样缺乏细节,同时,并未明确指出金融机构或将不可避免被国有化的结局,这可能很难从根本上使金融机构快速恢复对实体经济输送资金的基本功能,从而导致经济问题进一步深化。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可能是美国根深蒂固的自由经济、怀疑政府的意识形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此,在金融机构国有化的问题上,美国可能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上纠缠。

  未来经济生活中的

  政治化色彩将愈发浓烈

  回顾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历史周期,不难看出,近代一直主导人类思潮的自由经济思想至少在未来几年中将让位于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甚至是更早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自由市场经济有其内在的致命弱点,在市场的早期修复中,政府可能是最有效的执行者。

  由于商业机构,特别是金融机构的信誉与资本金在危机中损失殆尽,政府成为唯一能够维持市场经济运转的机构;社会需求的急剧下降,也使政府成为唯一的大规模需求空缺填补者,因此,政治因素未来将在各国国内甚至国际经济生活中扮演格外重要的角色。而政治、舆论、民意等变化莫测的因素的影响,将会给经济、金融与投资带来非常大的不确定性,这一不确定性本身给经济与金融市场带来的损伤也不可估量。

  目前来看,在解决目前危机的过程中,全球经济的最大风险包括经济本身的衰退到底有多严重、金融结构到底能不能恢复正常运行、贸易保护主义到底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性到底有多不确定。由于存在较多的不确定性,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目前很难预期,其变数可能也会出乎人们的预料,甚至可能导致新的社会政治形态在某些国家出现。因此,几乎是这一世纪危机中唯一绿洲的中国,也一定要绷紧“政治”这根弦,因为未来几年基本经济规律与政治要共同“挂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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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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