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水稻中国人未来的口粮？

　　商业化推广议题引发学界争论

　　转基因水稻中国人未来的口粮？

　　核心提示

　　近日，一位科学界的权威人士向晨报记者透露，我国政府正在决策是否批准转基因水稻商业化。一旦商业化获批，转基因大米将在未来成为国人的口粮。

然而也有科学家担心转基因水稻未来的安全性而反对其商业化；而一项来自公益组织的调查显示，中国转基因水稻涉及多项国外专利，一旦商业化可能面临高昂专利费。

　　政府决策面临两难选择

　　4月29日，北京将举办一场由北京市科委牵头，政府相关决策部门、国内外大型种子公司、科研专家共同参与的“生物技术与种子产业”峰会。从这个受到业界各方高度关注的峰会上传出来的声音，将有可能成为政府是否批准或否决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风向标。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稻种植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伴随着人口快速增长的将是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和耕地面积越来越少。“自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水稻产量开始停滞不前，而人口却在继续增长。现有的技术无法继续提高农作物产量，需要另辟蹊径。”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教授朱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而朱祯所说的“另辟蹊径”指的就是转基因。

　　事实上，中国的转基因技术发展十分迅速。对于转基因水稻研究的资金投入更是充足，2006年，转基因和大飞机、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等项目一样，被确立为《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未来15年力争取得突破的16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也是农业领域获得的唯一专项，获得国家200亿资金支持。

　　“科学家做了这么长时间的研究，技术已经很成熟了，虽然还不敢在提高产量上下定论，但是防虫防病等功效毫无疑问地降低了农民成本，也有利于农民健康和环境保护。包括袁隆平目前正在研究的超级水稻也同样需要涉及转基因技术。”中国社科院农政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贵向记者表示。

　　但显然，对于这样一个涉及了13亿人口粮食的重大问题，政府的决策虽然缓慢但十分谨慎。2006年11月，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下称安委会)再次搁浅了商业化生产转基因水稻的申请。实际上，从2004年起，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申请每年都在安委会上讨论，都因分歧太大无果而终。分歧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转基因水稻是否安全，二是如何解决所面临的专利所有权问题。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我国对待转基因的公开态度是：支持实验室研发，但不支持商业化。“其实国家也意识到了专利问题。政府对待转基因专利的态度最主要的是在已有专利的基础上技术创新，申请新的专利。2008年7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转基因专项的实施目标是：‘要获得一批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培育一批抗病虫、抗逆、优质、高产、高效的重大转基因生物新品种，提高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和产业化整体水平，为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其次就是等和买，等到国外20年专利过期或者把相关专利权买下来。”

　　“那么，转基因水稻离商业化的路到底还有多远？”对于这个问题，最接近决策部门的几位转基因科学家都选择了回避。“现在是决策时期，太敏感，不方便接受采访”，近日，几位科学家均以此理由拒绝过多和记者谈论该话题。

　　转基因水稻商业化存争议

　　“我不反对发展转基因技术，但是我反对在风险评估和安全性保障都没有完全做成前，急着商业化。”国家环保总局技术支持专家薛达元语气坚定地对记者说。

　　薛达元是最早站出来反对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专家之一。他从自己的学术领域出发认为，转基因作物种植后可能因释放带来更多不可预知的潜在风险，比如产生新病毒风险等。“这是很多生物环境专家的共识。”中央民族大学生物环境学院一位教授也如是说。

　　事实上，在有关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问题上，国内一直存有两种声音。一种是以转基因水稻研发者华中农业大学院士张启发和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教授朱祯为代表的支持派；一种是以某公益组织及一些环境专家为代表的反对派。

　　然而，从事转基因技术方面的科学家显然更多地从“科技”层面考虑问题。对于上述反对派的一些声音，支持派习惯性用“他们不懂”来解释。转基因水稻研发者华中农业大学院士张启发和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教授朱祯都认为，科学实验证明转基因水稻技术已经成熟，不存在安全性，完全可以商业化。

　　“我国粮食产量在1998年达到5.12亿吨的峰值后一路下行，直到2008年才恢复到5.2亿吨以上。我们国家粮食安全形势依然严峻，转基因抗虫水稻是满足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的重要出路。”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坊一直致力于推动转基因技术在中国的发展。

　　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黄季焜也认为，转基因抗虫性水稻可减少80%的农药使用量，大大减少农药尤其是剧毒农药对人体和土地及环境的伤害。据他在公开接受媒体采访时所做的测算，“如果我国推广种植抗虫转基因水稻，一年可为农民增收200亿。意义不会亚于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一些组织根本不懂，到处拼凑了些材料来打击转基因水稻。”多数转基因水稻研究领域的专家这样告诉记者。

　　高昂的专利转让费门槛

　　在专利问题上，国内唯一拥有转基因棉花专利权的企业——创世纪公司老总杨雅生有着自己的看法。“中国在转基因方面也有很多自己创新的专利，而且专利有国界限制，只要该专利在中国和其他出口国家不受保护，也没有大问题。”

　　然而，在反对者看来，支持商业化的科学家其背后有着和企业间的利益交织。“创世纪公司的棉花技术权转让就来自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而实际上，拥有转基因水稻众多专利权的国际巨头公司从未放弃对我国相关科研的赞助。公开资料显示：孟山都在华中农业大学设立5年资助16万美元的奖学金；先正达在中关村成立生命科学园，并与安徽农科院水稻研究所达成为期8年的合作协议。

　　在国内一次转基因水稻研讨会上，反对者向与会科学家抛出了两点质疑：“在转基因稻米商业化生产后，如果转基因科学家能保证说，第一，不会成立自己的公司，把种子高价卖给农民。第二，不会把专利高价卖给企业，不会向农民出售每一粒种子的时候收取专利费，那么，我们无话可说。”

　　但紧接着有人反驳：“企业和科学实现共赢是必然的，也值得探索。”显然，这又是个难以说得清的话题。

　　一年前，一本由美籍经济学家威廉·恩道尔撰写的《粮食危机》在国内疯狂热卖。这本书中威廉·恩道尔向人们传达了一个“惊天阴谋”—— 美国试图利用已经控制的多数转基因专利，实现对全世界粮食的控制。

　　“中国的专利保护起步晚，有一些科学家和国外学者一起研究某些转基因技术，但人家申请了专利，我们却‘无知’地把成果拿回国继续试验。不排除一些科学家还签署了《材料转移协议》。”一位业内专家告诉记者，“科学无国界”的观念让一些科学家在他们的专业视角里认为，只要对提高科学技术有帮助，科技成果可以互相“切磋”，但显然，国外在保护专利方面比我国迈出的步伐更早。

　　某公益组织在历时几年的调查后发布了名为《谁是中国转基因水稻的真正主人》的调查报告，报告中指出，一些国外机构包括许多大型跨国农用化学品公司在转基因领域申请的专利多达59项，而目前我国最接近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水稻中，由华中农业大学研发的Bt转基因水稻至少涉及了11至12项国外专利；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发的CpTI转基因水稻涉及了至少5至7项国外专利。调查还发现，一些中国的转基因水稻如抗白叶枯病基因水稻（Xa21）和所谓能增产的转基因水稻（PEPC）受到其他一些国外所有权问题——《材料转移协议》的制约。“这份报告有一定意义，它敦促有关人士在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问题上更加谨慎。”薛达元说。

　　“我国的第一部《专利法》出现在1984年，比一些国家晚了很久，所以我们对专利的保护意识也比一些国外企业模糊很多。”北京磐华律师事务所专利法律师孔繁文告诉记者，“目前很多国外企业花大价钱在国内申请专利保护，但这正是他们‘深谋远虑’的地方，因为中国的专利制度迟早会越来越完善。”

　　新闻内存转基因水稻

　　转基因水稻的研究最早出现在美国，它是伴随着田间农药大量使用所引发出的弊端而出现的，科学家们把人工分离和修饰过的基因导入到生物体中，这样作物就不再“害怕”农药了。但对于转基因水稻这一事关人们口粮的敏感问题，各国都格外谨慎。迄今为止，只有美国政府批准了少部分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其余还没有任何国家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