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回购民营医院调查

　　上海医院市场化改革回归原点

　　天色逐渐暗了下来。

　　沈青（化名）从上海浦南医院门口走过，心情有些沉重。这是一个他曾经工作和奋斗了3年多的地方，在3月底，这个年轻的外科医生黯然离职，而他的最终离去和一场变革有关。

　　每次变革都会有人留有人走。在今年1月，这家“国有民营”性质的二级医院身份再次悄然转换成一家完全国有性质的医院。5年前，在这家医院被托管前，就曾经引发30多名骨干医生离职。

　　而在浦南医院之外，近期来，更多的民营医院开始被政府回购，上海的利群医院、曲阳医院回归国有，而在上海之外，江西抚州市回购抚州第二医院，无锡也收回了一些民营的二级医院，这似乎引发了一股风潮。

　　“公立医院改革绕了一大圈，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一位国有医院负责人不无忧虑地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

　　一家公立医院的民营化试验

　　沈青其实不想走。

　　“作为一名年轻且没有资历的医生，到哪家医院都只是炮灰，要么大多被派去值夜班，要么在变革时被牺牲掉，因为我们是可有可无的人。”沈青说。

　　 3年前，沈青跳槽到了这家医院，冲着民营的招牌他无限向往，他说一个年轻有才华的医生在公立医院至少需要十年的“潜伏”期才能功成名就，这主要是受到机制的约束，而到了民营医院这个时间将被极大地缩短，“更容易崭露头角。”

　　 但浦南医院在试水民营化5年后，还是无疾而终。在去年年底，蓝十字医院投资管理公司（以下简称蓝十字）给主管单位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发去了一份函，提出“因资金短缺，无法继续完成已建至三层的脑科大楼建设，请新区政府部门出资收购”。

　　“这只是表象，实际上蓝十字一直想收购浦南医院的产权，但一直没能得到浦东新区政府的同意，最终只好主动放弃。”一位当地卫生系统的知情人士告诉记者。

　　 此时正值沈青的合同期满，他被认定为“业务能力一般”，不再续约。“我的业务明显在上升，只不过现在医院再次成为了事业单位，更多的人想进来。”

　　沈青的命运似乎和“蓝十字”有些相似。

　　2004年的1月是浦南医院启动“国有民营”的时候。蓝十字与这家医院签约，开始实行“国有民营，委托管理”。“在最初的协议中就有规定，在5年期满之后，经营效益良好的情况下，蓝十字将有权利对医院进行收购，但前提是必须征得政府的同意。”一位知情者说。

　　蓝十字是由原华山医院的院长陈公白于2002年6月在上海注册成立的民营公司，注册资金3000万元，陈公白在业内很有声望，人脉极深。

　　迄今为止，蓝十字下面还经营着上海蓝十字脑科医院、迎博家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蓝十字体检中心和蓝十字康复医院四家医疗机构。

　　“实际上，在当初浦南医院是想搞股份改制，但在人事和资产的评估方面很难进行下去，医院由事业单位变成企业，员工会受到很大影响，包括工资和退休金都会减少。”一位医院员工对记者说。由此浦南医院的改革从一步走变为两步走，“先是国有民营，等5年期满之后，再寻找机会由民企来接盘。”

　　 而据浦南医院院长助理俞先生对记者表示，在此期间主要是由新区社会发展局和蓝十字共同组建了7人的监督管理委员会，定期对医院各项问题进行讨论和决策，同时对财务情况进行监管。

　　 对于国有民营5年的过程，俞对记者说，服务质量在上升，经济效益也在增长，该院院长刘卫东也曾如此形容这5年的变化，“5年来国家减少了2亿元的投入，而浦南医院也有了近1亿元的存款。”

　　“浦南医院的变革也符合了当时国退民进的风潮。”上海社科院人口所研究员胡苏云对记者说，她认为，在2003年左右的时候很多国企都在进行改制的情形之下，在公立医院领域也掀起了一股租赁、拍卖、股份合作、委托管理的风潮，而在当年非典肆虐之后，2004年政策风向有了明显变化。

　　“在2003年年底，有迹象表明政府原先对公立医院改制的开放变得谨慎，经过非典一战，政府开始希望掌控更多的医疗资源。”胡苏云说。

　　胡苏云向记者分析，在2003年年初，上海出台了《卫生事业投融资改革实施方案》的7号文件，曾想将300家医院进行改制，增加民营资本力量；而同年年底又出台了《关于促进社会办医发展民办医疗机构的若干意见》的70号文件对7号文件进行了修改，强调政府应集中力量办好一、二、三级医院，“这个文件也让300家医院改制的计划终止了，上海医院改革只选择浦南医院、利群医院等进行试点。”

　　无论是浦南医院的民营化经历还是上海对公立医院政策之变，实际上也代表了我国大多数城市公立医院的变革历程，先改制或者民营，而后几年再次恢复了公立身份，公立医院的改革始终无法迈出一个怪圈。

　　新医改效应？

　　而赶在新医改方案实施前夕的这些“回购”现象也引起了颇多争议。一些学者们认为，新医改中，国家将对公立公益性的医院实施资金投入和巨额补贴，地方政府买回来正好是有利可图。

　　“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仅仅依靠国家的补贴是无法弥补公立医院亏损的黑洞的。”上海一位卫生系统人士对记者表示，在他看来，上海回收二级医院的真正原因是在执行政府主导医改的计划，“政府希望掌控更多的医疗资源。”

　　 据了解，目前上海市的医改方案主要由卫生局、上海社科院和复旦大学等来起草操作，其主体就是进行区域医疗联合体试点。

　　而这一模式主要是参考2006年年初在浦东新区外高桥区域实行的“外高桥功能区医疗联合体”，这个联合体是由此区域内的二级医院上海市七院与高桥、高东、高行、凌桥四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组成的，彼此之间医疗设施共享、病人可以随意转院、派出专家指导等，也集中整合了区域内的医疗资源。

　　“如果按照这个指导思路，那么每个二级医院在这个网络中都是很重要的，这也是当地政府不愿意对二级医院放手的原因，甚至不惜代价买回来。”上海流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汪亮对记者表示，他认为，随着区域医疗联合体的推出，原先在三级和社区医院中间夹缝中艰难生存的二级医院由“鸡肋”变成了重要的角色，而此也是政府积极回收原先被卖出医院的原因。

　　此外，也有一些原先被卖出的公立医院经营效益下降，企业不愿再接手。

　　位于江西的抚州第二医院在2003年作价4500万元，被浙江省杭州市回音必集团收购实现民营，但后来由于经营不善，大量医务人才流失，医院难以为继，而由此被政府以2800万元回购。

　　“病源不足让这家医院到了后来就成了个烫手的山芋，没人愿意接盘。每个月集团都要补贴20万元给员工发工资。”回音必集团一位人士对记者说。

　　谨慎的民间资本

　　“目前来说，政府卖给民间资本的二级医院经营效益都特别差的，被政府称之为劣质资产，而接手的企业往往也要冒着极大的风险，因此我们代为管理着22家医院，却从来没有想过收购。”上海仁济医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济医疗”）总裁郭跃对记者表示。而此前，作为我国最大的医院管理机构的仁济医疗就退出了无锡市南长区人民医院。

　　“我们对其他医院的管理都很有成果，效益的增长每年都在20%以上，但对南长医院管理了5年，还将仁济的品牌、技术和管理都输入进去了，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仍然没有明显改善，我们只好选择退出。”郭跃说。

　　 郭跃深知医院的生意不好做。有统计显示，2006年全国就有820家医院亏损额大于1000万元，其中46家医院亏损在5000万到1亿元之间，另有16家医院亏损额大于1亿元，公立医院平均负债率27.6%。

　　“更多的原因在于我们获得的权利空间并不大，对人事任免、管理制度等问题只能做微调，不能动太大的刀子，否则会引起人事波动。”郭跃表示。

　　胡苏云则认为，目前公立医院改革步伐迈得太小，没有人敢对公立医院今后的方向负责，新医改中也说得不详细，这使得公立医院的改革陷入了停顿中，但实际上庞大的、经营效益差的二级医院也是政府的沉重负担，应对一些效益差的医院进行剥离和改制，而不是旱涝保收。

　　“政府在加强对公立医院的控制背后也是利益在驱使，医院的上游是制药、医疗器械、医疗设备等产业，比如上海公立医院资源的集中，实际上对上药等当地厂商都有好处，地方政府抓住了医院资源也就控制了这个行业。”一位业内人士评价说。

　　 4月底，沈青在一家民营医院谋得了一份工作，他有些怅惘地对记者说，“改革可以重新来过，但人生却已不能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