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位模糊是价格听证制度性“硬伤”

　　上海将对７年未变的居民生活用水价格和排水价格进行上调。日前，上海市发改委举行听证会，提交听证的二套方案中，初拟的上调后的综合价格至少比目前高出４０％。“调价幅度”成为听证会参加人的讨论焦点。上海市物价局总经济师沈念东表示，这次提交的听证方案，已经并将继续通过多种渠道广泛听取社会意见，最终调价方案将根据各方面的合理意见，作进一步修改完善，“但无论实行哪一种方案，水价都将分步调整到位”。

　　 对此，可以说，与这次上海居民用水价格听证活动所争论焦点在“调价幅度”不同的是，早前的各地相关价格听证活动所面临的最大社会尴尬，就是普遍缺乏作为一种民主执政方式——缺乏本应有的社会公信，所以价格听证也就此被公众称作为“涨价会”。也许形成如此结局的原因可能有不少，价格听证本身的地位模糊或许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根源。

　　 其实，在过去的多年时间里，价格听证作为一种民主执政方式，对社会公众来说已经不再陌生。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价格听证在社会影响上，似乎还没有取得其本所应该有的社会公信度。而且，其中原因可能既有听证程序上的、也有利益冲突影响上的原因，可不管怎么说，如果当一种本应该取得最大多数公众认可的社会民主方式，在社会影响上却走向了反面，并且还迟迟不能扭转。那这样的社会结果出现，无论如何就肯定不会不让人觉得会是成功的。

　　 可让价格听证陷入如此社会尴尬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是——价格听证的模糊地位。因为从已有的价格听证活动，或者从上述上海物价局总经济师这次水价听证的话语中可以看出，一个事先不经民意程序而形成，且在听证前也不向社会公开的价格听证方案，甚至于最后价格调整的结果也不见听证意见到底是否具有决策影响，以及对决策影响到底有多大程度影响价格听证结果。至少在社会影响层面，就很容易令人觉得价格听证本身很可能只有形式上的含意，并且当如此的“形式”含意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在各种各地所举行的价格听证活动中，社会公众就自然而然地会进一步认为：目前的有些价格听证本身是不是就是价格行政管理的“道具”？而不是出于真正民主执政的需要？因为之所以这样认为的理由很简单，一种在制度层面影响不明确的价格听证活动，或者说价格听证本身对决策的作用没有事前约定，而且从价格方案形成到最后决定的过程中，始终不见社会公众意见到底对结果究竟有多大影响力，而总是只见行政主导的结局。那这样的价格听证活动要想让社会公众没有其他想法，可能也只有一个字：难！

　　 所以，就此而见，当前社会价格听证之所以不能得到公众认可、之所以没有足够的社会公信度，其中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价格听证本身在制度层面的作用相当模糊，相反人们看到的事实却是，能够起最后与重要决定作用的恰恰是行政权力与既得利益集团。可以说，这是当前价格听证制度的最大“硬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