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江的“晋商”们

　　文/彭韧

　　晋江得名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旁的一条江，而根据一个难以证实其真伪的说法，这条江又得名于古代时因为做生意搬到这里的中原人，为了表达对故乡“晋”地的怀念——也许，晋商文化就这样流淌到了这个闽南小城。

　　即使这条名为晋江的河流与山西并没有任何渊源，福建本地的闽商文化同样源远流长。跟晋商不同的是，闽商更加开放、更加外向，更加具有海基文化的特色。由于自然环境恶劣，“闯南洋”自古以来就是这个地方的人普遍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很多晋江人在“下南洋”的大潮中到菲律宾、新加坡等地谋生，菲律宾首富陈永载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可能就是因为这种骨子里的商人基因，就算是在国内政治氛围最为保守的时候，晋江的商业交易也都不是一片空白。就在改革开放刚刚打开了一个微小的意识形态突破口后，晋江早期那种家庭作坊式的企业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

　　如果我们回过头来分析到底是什么样的独特因素成就了晋江的品牌神话，那么我们可能会感到十分费解：作为侨乡所带来的信息和资金流，对于晋江的脱颖而出固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闽南地区的侨乡绝不只有晋江一家；地方政府适时的推动和引导对于晋江的经济升级肯定也功不可没，但是它不可能是晋江成长的内在推动力?

　　尽管我们无法得到一个标准答案，但无论怎么分析，晋江人强烈的企业家精神和晋江优越的创业环境都是一个无法忽略的因素。敢想敢干、争强好胜的晋江人天生就喜欢自己做老板，尤其是在品牌文化兴起之后做自己的品牌；而完备的产业环境、便利的民间融资、传统宗族文化所形成的高信任度等因素也有效地降低了这个地方的创业门槛。所以晋江的企业漫山遍野，哪怕是同一个家族，都有可能分开做出好几家企业，比如晋江英林镇上洪家兄弟彼此相距不到几百米的劲霸和柒牌。

　　到现在为止，成立最早的晋江民营企业有的已经传到第三代了，晋江企业的整体形态在其间也完成了多次演变。第一代晋江企业家凭借艰苦奋斗的精神，几乎白手起家地完成了企业的原始积累；第二代企业家是品牌意识萌发的一代，敢于一掷千金地打造品牌，大多数晋江品牌也是在这一辈的手中创下的；而刚刚登场的第三代企业家则具有更广阔的全球视野和心态。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批外来的职业经理人为晋江企业带来了现代化的公司治理和经营理念，他们同时也带来了观念上的冲击，甚至是冲撞。

　　“教父”许连捷与晋江的宗族式商业环境

　　在晋江，几乎每一个受访的当地企业家都会提起一个类似于商业偶像式的前辈，那就是恒安集团副主席兼执行总裁许连捷，尽管有的人是跟他的企业有直接的业务往来，有的人则曾经受惠于他的当面点拨，还有的人只是从周围人那里听闻过他的传说。

　　许连捷的“江湖地位”首先来自恒安集团的规模，尽管恒安的业务范围跟晋江现在最主流的运动鞋和茄克衫两大企业集团没有任何联系，但恒安集团贡献的利润却仍是最高的。2008年上半年，恒安集团实现净利润6.28亿元，约占全部晋江上市公司半年利润总额的四成；其次，则是由于恒安集团创办的时间早，1979年，许连捷就在后林村创办了“后林”服装厂，是晋江最早的一批从香港接单的服装加工企业之一。六年后，许连捷又集资100多万元与人共同创办了恒安集团，并且从此确定将卫生护理用品作为自己的主营业务。仅仅几年时间里，恒安集团的“安乐”、“心相印”等品牌就成为了占领国内市场的名牌产品。

　　最重要的是，在经营管理上，恒安集团几乎每一步都走在了其他晋江企业的前面。从上世纪90年代从日本引进最先进的成套生产设备，开发当时国内市场还没有的高档卫生巾产品，到后来劝退四十几位创业元老和股东，实现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化，并且在1998年实现了在香港上市，再到2001年以1000万美元的代价聘用美国咨询公司汤姆斯集团推行为期三年的全周期时间管理模式“TCT”，改善企业的整体运营效率。而恒安所做的这些管理变革，都向其他晋江企业进行开放，邀请当地企业家一起参加培训，特步迪士尼项目营销中心总监叶双全表示，“TCT”是现代管理工具对于晋江的一次商业启蒙，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企业家都把许连捷视作“创业导师”甚至是“商业教父”的原因。

　　许连捷自己并不承认所谓的“晋江商业教父”名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会调侃自己“要文化没文化，要管理经验没有管理经验，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是什么都不懂，怎么能做别人的老师”，可是这并不妨碍晋江的企业家们以福建人习惯的喝功夫茶聊天的方式来上门请教，其中甚至包括恒安的竞争对手。

　　这种现象在晋江并不罕见，与其他地方相比，晋江企业家的私下交流特别频繁、密切。本来晋江十三镇就是个不大的地界，加上福建人浓厚的宗族文化和喜爱喝茶聊天的生活习惯，晋江的企业家大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所以，即使是行业和市场地位及其相似的两家企业，在谈起对方时都尽量用“竞争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来称呼。在外人看来，晋江的运动鞋和服装产业是恶性的同质化竞争，但是在宗族观念的影响下，晋江企业家的私人关系却大都能够保持和谐，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地共同遵守着竞争的底线，即使是在竞争如此激烈的现在，也很少出现企业互挖墙角、互泼脏水的现象。

　　宗族文化带来的另一项优势是融资上的便利。跟江浙地区的很多地方一样，晋江企业的融资大量依靠个人信用，尤其是在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短期融资方面。比如在上下游厂商之间，很多企业平时互相拿货都不记账，到了年底才一起结算，如果有纠纷，就请年长的族长出面解决。这样，企业平时在供应链上就减少了大量现金需求，这一点对于创业型企业而言尤为重要。例如，生产一双运动鞋从鞋材采购到产品包装共有六道工序，每道都需要支付上游供应商1000元，那么就要有6000元的资金才能将这个产品生产出来，而在晋江只要1000元就可以完成全部周转。

　　尽管有着这样周转上的便利，但对于现在身处全球经济危机中的晋江中小企业来说，紧绷的资金链条还是让融资成为了一个迫切待解的难题。在晋江政府的引导下，大企业就像宗族中的兄长一样站出来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题。从去年开始，晋江开始尝试采用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和创投公司三种方式来为中小企业进行融资，而这三种形式都离不开大企业在背后的支持。

　　福建省将试水小额贷款公司的消息一经传出，恒安、七匹狼等近十家企业就表达出了强烈的参与意愿。政府根据企业规模、负债率等条件进行了几轮筛选，最终，晋江首家小额贷款公司在2008年10月份成立，注册资本3亿，最高可提供1000万元的贷款。恒安集团以19%的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其余股东还包括12家企业和7个自然人。

　　去年下半年恒安国际(01044.HK)还宣布，将以2.29亿元人民币(约2.6亿港元)的现金，间接收购同处于晋江的零食制造商亲亲食品集团51%的股权，对于多年上市未果的亲亲来说，这样的收购其实也是一种融资方式，据称这桩并购背后同样有着晋江市政府的推动作用。

　　不管是争取小额贷款还是接受并购，无论采用哪种方式，经济低谷中的晋江中小企业的选择都是首先活下去。生于英林镇的连进用商业环境的差别来解释为什么同样处于危机之中，东莞等地的企业倒闭风潮就如瘟疫一般迅速蔓延，而晋江却没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其实，很多东莞企业虽然步履维艰，但还不至于到倒闭的境地，很多企业实际上是以倒闭为借口逃避供应商的货款和工人的工资。反正它们的厂房是租的、工人是外地雇来的，老板玩不转，说倒也就倒了，甚至可能负债潜逃。但这种情况在晋江绝不可能出现，晋江的企业高度本土化，资产是自己的，雇员很多是本乡本里的，甚至是熟人或者亲戚，所以这种社会环境让他们不可能轻言放弃。我们常说晋江是草根经济，这个根也有扎根的意思”。对于民营经济部门贡献了超过90%GDP的晋江来说，称这个地方为一个草根经济共同体毫不为过。

　　外来者的审视

　　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晋江企业普遍的类家族式管理已经开始显现出一些家族企业的典型弊端，比如决策权过于集中，“连买一把扫帚也需要老板签字”。而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张，这种人治式管理方式的局限性让晋江市政府感到了焦虑，但基于一个服务型政府的定位，晋江市政府并没有强行去推动晋江企业治理结构的改变，而是帮助它们在职业经理人的引进上，比如博士后。2000年5月，晋江高科技园区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正式挂牌成立，这是迄今为止全国唯一的一家县级博士后工作站，政府以及企业将一起为进站博士后提供生活上的补助，比如企业会为每位博士后分配一套住宅，政府则承担相关的所有日常费用。

　　浔兴公司的现任总裁吴乐进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人物。吴乐进是晋江本土创业者最为乐意接受的那种职业经理人类型：具备官商学三种人生背景、虽然曾经身居官场但创业激情仍在、高学历但并不缺乏实践经验。吴乐进是福州人，研究生毕业于厦门大学经济系，1998年被福建省选送公派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攻读工商管理博士，留学回国后被省委组织选派到漳州的诏安县担任常务副县长。在一次省委组织部召集的公派留学生与当地企业家的座谈会上，他被一家求贤若渴的企业“相中”，担任了这家公司在重庆一个庞大地产开发项目的负责人。不过最早下海的时候，吴乐进的身份仍然有一半是在“岸”上，相当于是政府派到企业里去挂职的。

　　在企业做了几年后，吴乐进发现自己务实的性格其实更加适合呆在企业而不是政府，于是他决心彻底投身商海。正好，此时的浔兴在申请上市过程中由于募集资金投向表述的不清晰而可能被卡，曾经担任地方体改委主任的经历让吴乐进帮助企业解决了这一问题，从而也顺理成章地进入了浔兴公司担任一名职业经理人。

　　在吴乐进的眼中，这个看似轻易的机会其实非常难得，浔兴的创业者有着比很多其他晋江企业更加开放的心态，“晋江人好面子，不服输。在闽南有独特的婚嫁风俗，女儿出嫁，女方至少要出两倍以上的聘金。很多人宁愿借钱也要让女儿出嫁得风光。”出生在福州的吴乐进以一个外来人的眼光看待晋江的企业家，“别人能做好的我为什么做不好？所以晋江企业家都愿意自己做一个品牌，很少有人愿意放弃企业的控制权。”

　　在担任浔兴公司总裁的同时，正在攻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后学位的吴乐进还带上了自己的研究课题，他的博士后论文选题就叫做《晋江市企业急剧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制度研究》，他关注的这一课题与我们在晋江观察到的种种矛盾不谋而合。在这篇论文中，他希望能系统性地分析晋江的三个转型：第一是城市本身如何从原来小渔村式的县域经济向一个有品味的现代化城市转型；第二是企业如何由原来的劳动密集型向更高层次转型；而第三个转型则是人的转型，尽管在晋江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不到3%，但按照户籍制度晋江还有52%的人是农业人口，如何让他们成为城市的居民，如何让人数已经超过本地人口的外地人留在晋江能够成为新晋江人？无论是从纯粹的学术角度还是为自身的人生选择考虑，这都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