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方胜 段俊

　　罗伯特·巴罗（Robert·J·Barro）1944年生于美国纽约，1970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哈佛大学保罗·沃伯格经济学讲座教授，同时担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

　　巴罗教授是当今世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他的研究成果深刻影响了宏观经济学的诸多领域，被世界经济学界公认为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近日，罗伯特·巴罗教授在深圳大学发表题为《股市崩盘和经济大萧条》的学术报告，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对经济萧条不能掉以轻心

　　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人们最关心的就是金融危机会不会带来更严重的经济危机。

　　巴罗认为，对金融市场以及股市的观察，能够帮助我们预测整个GDP，以及实体经济变量的变化，也就是说，从股市崩盘可以预测经济萧条的可能性。

　　他强调，2008年至今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发生的股市崩盘，为人们对经济萧条的担心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根据他的研究，2008年美国股市的跌幅高达40％，（尽管今年3月份之后股市反弹，但现在也只回到去年底水平）从理论上讲，出现“经济萧条”的概率大约为30％。从历史经验来看，这个数值还是相当高的，形势依然非常严峻。

　　今年3月以来，各国股市都出现了不俗表现，似乎有回暖的迹象。中国股市回升了近70％，各国也有经济复苏的迹象，石油等大宗商品的价格开始上涨。但是巴罗却持相对悲观的看法。

　　这些并不代表走出熊市，巴罗认为，可能只是因为人们对于美国经济有了较为乐观的预期，而之前人们悲观的时间实在太长。这种乐观情绪反映在股市上，就是股指的回升，反映在大宗商品价格上，就是石油期货等商品价格的回暖。

　　巴罗认为，目前市场对未来经济的看法过于乐观，其实美国经济仍有再次出现下挫的可能性，甚至出现比之前经济下滑更糟糕的经济衰退。

　　而且从长期来看，在美国与其他国家，由于政府支出规模越来越大，未来税收可能上升，再加上保护主义抬头等因素，巴罗认为，目前美国以及其他地区出现的乐观主义是站不住脚的。

　　股市崩盘和经济萧条联系密切

　　巴罗对形势的分析，根据来自他对股市崩盘和经济萧条相互联系的研究。

　　长期以来的观察让人们发现，股市崩盘不必然会带来非常严重的经济萧条，但是显然两者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

　　比较典型的有美国的四次股市崩盘，前两次伴随着经济萧条，后两次没有。（具体请看附图）

　　为了研究股市崩盘和经济萧条之间的关系，巴罗及其研究团队搜集了25个国家和地区多达195次的股市崩盘和84次经济萧条的长期数据。这25个国家中，包括像美国、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这样的经合组织成员国，也包括秘鲁、印度、哥伦比亚、智利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他将股市崩盘定义为股指至少下跌25％，而经济萧条则定义为宏观经济收缩至少10％。

　　研究结果表明，这些股市崩盘和经济萧条数据中，有58次两者呈现时间上的对应关系。除去美国的数据之外，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危机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等等，都产生了股市崩盘伴随经济萧条的现象。在这58个案例中，45％与战争有关，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就特别显著。

　　一般来说，在股市崩盘的情况下，经济发生轻微萧条（宏观经济下降至少10％）和严重萧条（宏观经济下降至少25％）的概率分别是30％和11％。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这些概率较低，但仍然现实存在，分别是20％的轻微萧条和3％的严重萧条发生概率。

　　相反地，在没有战争时，轻微的经济萧条，有64％都伴随股市崩盘，而严重的经济萧条，则有83％都伴随着股市崩盘。巴罗研究发现，轻微萧条伴随股市崩盘的概率是69％，严重萧条伴随股市崩盘的概率是91％。也就是说，严重的经济萧条，几乎一定伴随着股市崩盘。

　　最好的办法是减税，但未来可能不得不加税

　　为了走出危机，我们应该怎么办？巴罗教授倾向于减税，尤其是降低税率。

　　巴罗教授最近作的一项研究表明，降低税率，不但能像政府支出那样产生“收入效应”，让人们的实际收入增加；而且有政府支出所没有的“激励效应”，就是它鼓励人们干的更多、做更多的投资、进行更多的创新，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减税1美元，可以比政府开支1美元产生更大的效果。

　　在当前这种形势下，巴罗认为降低所得税是一种明智的做法，特别是企业所得税。

　　巴罗认为有些减税，只是把货币转移给人们，刺激消费和需求，这跟政府多印钞票发给人们没有太大差别，起不到激励的作用。

　　另一方面，现在大把花钱，未来为了减少赤字、达到收支平衡，政府可能不得不加税。奥巴马政府常宣称要向富人征税，但只向富人征税是难以获得足够政府收入的。因此，巴罗预计美国政府很可能会改变策略，开征新税种获得足够收入，增值税正是合适的税种。增值税是世界范围内公认有效的国家税种，副作用小。

　　政府在减少一些税种的同时，可以增加一些税种。有些税种则可以完全消除，因为这些税种带来的收入很少。这样总体上可以保证政府收入增加。

　　该不该救通用？美国政府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有效

　　作为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巴罗主张依靠市场自身的调节促进经济发展，而不是更多的政府干预，特别是在公司的具体经营上。

　　他认为，美国政府的错误在于增加政府支出。他曾经做过研究发现，即使是在乘数效应显著的战时，政府支出的乘数也大概只有0．7左右，平时也许更低，如果再考虑政府支出对私营部门支出的“挤出效应”，实际效果更小。乘数小于1，说明政府扩大开支往往起不到人们想象的那种“乘数效应”，支出1美元，人们却难以收获1美元，最后很可能都成了浪费。

　　比如，在通用汽车破产保护上，巴罗非常不赞成美国政府参与重组并占据新通用大部分股份的做法。奥巴马政府将要为这次重组投入300亿美元，重组的结果可能是一个制造低质量产品的新通用。人们不会喜欢新通用的产品，投入300亿美元是在浪费美国纳税人的钱。最好的办法是完全清盘破产。

　　在货币政策方面，曼昆等经济学家认为可以将利率压低为负，对这个问题该怎么看

　　巴罗认为，市场对于未来的预期不好，因此对相对来说风险较小的资产有更大的需求，比如美国短期国债。人们不能创造没有风险的产品，同时人们对于低风险资产的需求在上升。这种情况下，实际利率可以很容易变为负的。在这个问题上，巴罗同意曼昆的观点。

　　早在1976年，巴罗就曾发表过一篇论文《理性预期和货币政策的作用》。他发现，从长期来看，货币增长率并不能影响产出、实际利率及其他实际变量，即货币是超中性的。

　　近日，在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对目前美国的货币政策，巴罗表示现在普通政府债券的名义利率已经接近零，联邦基金利率也很低，这方面没有什么余地了。但联储还可以买入各种资产，政府长期债券，甚至私有资产。在这个意义上，手段还没有用尽。可是，这些虽有效果，但也存在不好的一面。

　　短期内没有必要担心通货膨胀

　　巴罗认为，这取决于两个相互作用的方面，一是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一是对未来经济衰退的担心。

　　眼下，起主导作用的还是人们的忧虑，相对来说，财政或货币政策效果不彰，这两者一结合，使短时间内很难发生通货膨胀。

　　而当经济步出低谷，人们对未来经济下滑的担心消失，起作用的决定性的力量，就将是财政或货币政策。长期来看，通货膨胀和高利率也可能会出现。不光美国面临这个问题，全球各国也都会有这个问题。

　　经过这次危机，美国人是否会改变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

　　巴罗认为，美国人的这种生活方式是长期演变形成的，变化是缓慢的、渐变的，现在最明显的变化，是互联网的出现，不会非常快的转变。从历史上来看，像对汽车、电力的消费，这是一个过程，其他国家也一样会经历。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美国人的消费率基本上是正常的、稳定的。相比之下，中国的消费率太低、不正常。当然，优惠的按揭机制，给没有能力的人，特别有诱惑的贷款政策，是造成危机的原因之一，这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如何才能扩大内需

　　巴罗认为，为了扩大内需，除了中国政府已经投入很多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可以投入到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中，特别是为了刺激个人消费，应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与20年前相比，中国人的收入提高很多，但还保持着高储蓄率，这说明在社会保障方面还有待加强。

　　为了提高人们的消费能力，中国政府应该减税，像所得税，即使是企业税也行，让财富留在民间，或者让本币更快地升值。

　　四次美国股市崩盘与宏观经济的联系

　　股市年份 股市下跌 GDP年份 GDP下降 宏观年份 宏观经济收缩

　　1916－1920 0．47 1918－1921 0．12 1917－1921 0．16

　　1929－1931 0．55 1929－1933 0．29 1929－1933 0．25

　　1973－1974 0．49 1973－1975 0．03 1973－1975 0．02

　　2000－2002 0．42 2000－2001 0．00 2000－2001 －0．01

　　有灰色阴影的年份为股市崩盘伴随着经济萧条，无阴影的则没有，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破灭后，宏观经济甚至微升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