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从未像今天这样，对降低能源消耗和减少环境污染的愿望如此强烈。在大多数人的认识和理解当中，“节能”与“减排”是并称的，就像一对如影随形的孪生弟兄，既不会轩此轾彼，更不会认为二者之间有什么冲突。

　　——节能未必减排。举例而言，有很多企业为了节能，而停止运行污水处理设施。显而易见，这无疑又会增加COD和SO2的排放。

　　——减排未必节能。比方说，脱硫电厂每脱1吨的硫，约需耗电100度到5000度，不同技术有不同的耗能指标。保守估计，每年如果脱硫1000万吨，则至少要消耗10亿到500亿度电。而每年三峡工程的发电量也仅有500亿度。可见，为了减排，不仅不节能，反而提高了能耗！

　　尽管在节能减排之路上，中国正坚定前行，但此番经济危机所暴露的中国问题，恰恰在于经济中存在的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问题。所谓不可持续，就是指我们还没能很好地解决节能降耗问题和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十一五”规划确立的节能减排“硬指标”是，到2010年，单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如今这个指标尚有待完成，并且难度随着经济危机的发生而愈加凸显。那么，究竟是什么深层次的原因，导致了节能而不减排、减排却不节能，而使节能减排深陷困局呢？

　　究其根本，原因有二：一是体制约束，二是技术选择。

　　先看体制因素。国家发改委负责落实节能工作，环保总局负责落实减排工作，又由国家统计局负责节能的统计工作，“九龙治水”；在地方上，目前仍有不少地区将GDP当作硬指标，把节能减排当作软指标，不计环境代价发展经济，“宁可呛死也不饿死”。这就从体制上导致了节能不减排。解决体制约束，核心是将节能减排统一协调，一起控制，从前端污染源开始控制，通过协同控制实现“节减”成本的最小化。而这些皆应由市场来负责。这个市场，是指重新发挥市场机制的市场基础。

　　再看技术因素。导致这种悖论，与我们所采取的节能减排技术有关系。如果选定技术是在末端处理，会导致双重成本，将产生节能不减排、减排不节能的现象。但如果采取前端控制，就能产生“协同效应”，既节能又减排。

　　就节能减排的措施而言，不妨借助贸易手段。如能在减少中国贸易价值量顺差之同时，平衡贸易环境逆差，实际上是个很重要的节能减排手段。若将环境逆差降低为零，二氧化碳排放的目标可完成6%，那不仅可实现节能减排目标，且可大大超额完成。有诸多包括出口退税、社会环节的节能减排的关税、出口限制等等贸易手段皆可进行。

　　破解节能减排悖论的症结，办法只有一个：切实加强节能减排的协同控制。这也就要求政策更有针对性，需要加快出台和实施有利于节能减排的燃油税、资源税、能源税的激励政策，加大扭转环境逆差的攻坚力度，充分利用节能减排的贸易手段。惟此，方能真正确保节能减排取得重大进展，从而优化经济结构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纾解眼下困顿缠身的经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