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银行副行长王永利：改革国际货币体系重在约束货币供给

　　周静雅 徐以升

　　中国银行副行长王永利在近日接受CBN专访时，为我们系统地梳理了一整套认识危机的逻辑。从2006年初到2008年底，在金融危机酝酿、爆发的过程中，王永利恰好分管中国银行的全球证券投资，而中国银行的海外证券投资规模是中国金融机构中最庞大的，因而也是危机中受冲击最突出的。

　　全球危机的根源是什么，出路在哪里？王永利在访问中指出，与之前的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一样，本次危机的根源也是产能过剩和流动性过剩，背后的根源是国际货币的过度投放。而这又最终根源于以美元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

　　而如果不突破这个体系框架，只在原有的模式里将找寻不到危机在根本上的解决办法，国际货币体系必然面临重构。大破大立，在王永利看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根本方向在于真正建立全球超主权货币，并需要建立诸如世界央行等一整套机制体系。

　　CBN：你怎么看目前全球危机的状态？

　　王永利：我的整体判断是，导致危机发生的根本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实际上在雷曼破产之前，就有很多人说危机见底，到现在也有说危机过去了，我不大同意这种观点。危机还没有过去，现在只是政府大量货币投放所推动的市场阶段性波动回弹。如果只看一个季度或一个月的数据，这不大能够说服人。

　　危机根源

　　CBN：什么是导致危机发生的根本问题？

　　王永利：简单地说，和过去很多全球危机一样，导致危机的根本问题是流动性过剩和产能过剩。

　　冷战结束后，新的一轮全球化迅速崛起，但这个全球化是建立在主要的工业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和其他国家严重不平衡的基础上的，发达国家迅速转移产能到发展中国家，一来迅速降低成本，二来缓解了国内压力（如工会等）。在这个全球资金和产能转移的过程中，也同时带来产能和流动性的过剩。

　　尤其要强调的，导致流动性过剩的根源，是以美元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尤其是在1971年脱离黄金之后，在这个体系之下，美元的货币发行没有约束机制。美联储以美国自身的通胀水平来决定货币发行，而美元是全球的，这导致全球范围内的美元大量膨胀。如果你只看美国的国内通胀指数，可能在危机前的十年里并不高，但实际上如果看整个全球的话，过去十年虽然是增长的黄金十年，也是通胀水平很高的十年。这在总体上是由一个国家的主权货币作为全球货币造成的。

　　CBN：如何看待二战后美元作为全球中心货币的问题？

　　王永利：二战以后到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这期间，一是美国连续开启战端，逐步从大量出口到出口下降；二是日本、欧洲快速恢复，产能过剩的问题在西方阵营里再次显现。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按道理来讲，美元应该有很大的波动，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秩序也应该有很大的震荡，但事实是远没有想象的严重。这和日本的崛起是相关的，尽管日本贸易崛起，但日元结算的很少，日本贸易大量启用美元结算，这支撑了美元体系。当时国际贸易占全球贸易17、18%，但日元计价的也就3%。而之后东亚地区亚洲四小龙的发展，以及冷战之后的转轨国家，都融入了美元体系。

　　这开启了国际货币史上最大规模的单个主权货币全球化的过程。直接表现是美国不断的大量负债，全球支付和储备总量不断扩大。

　　全球货币一国控制很危险

　　CBN：单对于美国来说，美国出现了怎样的失衡？

　　王永利：单对于美国而言，一方面，美国经济越来越依赖进口，越来越依赖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并为追求超额垄断利润而不断扩大债务，扩大货币投放。整个国家债务越来越大，虚拟经济越来越发达，实体经济越来越薄弱。另一方面，由于美元大量投放，刺激全球经济快速发展，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加大，造成全球经济金融发展脱离现实轨道，越来越多的国际资金在金融市场中投机炒作追逐利润，泡沫化程度不断加重。

　　同时，相对较高的投资回报又使越来越多的新兴经济体对全球资金的吸引力不断增强，到一定阶段就会使得美国的社会资金加快外流，国内需求受到抑制，经济发展就会面临严重困难。也就是说，美国在大量投放货币追逐其超额利润的同时，也在为自己铺平了陷入危机的道路。

　　但需要指出的是，其他世界支付和储备的主要货币，如欧元、英镑、日元等，同样类似于美元，只是由于其用于国际支付和储备的份额低而使其对全球的影响不如美元那么突出。

　　CBN：也就是说，当今国际货币体系里主权货币全球化是危机的根本原因?

　　王永利：对，在全球化中，美元在全球使用，却受美国管控。除了美国，无人能控制美元的发行，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目标只是考虑到国内的通货膨胀水平，而不是全球水平。

　　而且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家独大的局面决定了没有任何国家和组织可以真正去约束它的货币发行，所以尽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但真正起得作用很有限。

　　我认为，金融危机之后，创新、监管、技术等因素都不是危机产生的主要问题。全球化的基础上，消除贸易和投资的不平衡是关键。从金融的角度去考虑，还是要解决国际储备货币的问题。全球持有的货币，由一个国家去控制，这是很危险的。

　　CBN：如果打破当前美元全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那么应该走向一个什么样的货币体系？

　　王永利：首先黄金回归货币我认为不太可能。记账、信用货币已经是趋势，而且全球化不可逆转，黄金的产量、加工和运输已经跟不上工业化的发展速度，会有一系列问题束缚经济的发展。纯粹靠自然的因素来实现供给，黄金难以解决货币供给的问题。

　　但只要还是信用货币，发行货币的铸币税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要约束货币供给，铸币税大家共享。这个时候，需要探索一条新的路子来。

　　欧元经验值得研究

　　CBN：你认为如何构建新的国际货币体系？

　　王永利：要创建一个全球流通，但又不能受制于单一国家或地区的“世界货币”。并建立负责世界货币发行和管理的世界中央银行，以及世界货币清算体系或组织。

　　通过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解决现在国际中心货币全球流通，和中心货币投放由主权国家调控的矛盾，避免单一国家或区域组织为追求自身利益而过度投放货币，而要使世界货币的垄断利润为全球共有。

　　CBN：应该如何建立这种你理解的超主权货币？

　　王永利：我认为，欧元的经验可以好好值得研究。一种货币在超过一个国家使用，又不是由一个国家说了算，欧元的产生和运行对于研究新的货币体系多少会有一些启发，毕竟当年并没有选择德国马克或者法国法郎，而是创立了新的货币，并且已经运行了10年。

　　我比较倾向于打造新的货币，也可以借鉴SDR的经验，鼓励各国货币资产持有者转换成世界货币，并按照各国持有世界货币的份额，来配置世界中央银行的投票权。

　　全球货币可以避免单一国家或区域组织为追求自身利益而过度投放货币，从根本上解决了货币供给的问题。同时要使世界货币的垄断利润为全球共有，这可以借鉴开放式基金的经验，按照份额全世界分享。

　　当然，有了新的货币，必须要有新的组织和机制跟得上，比如如何控制全球货币的发行，应该把全球通货膨胀控制在一种什么样的水平，比如配套的世界中央银行和清算银行应该如何运行。这不是简单地在目前的IMF上增加投票权就可以实现的，还需要大的变化，需要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