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缺口不应成为完善社保体制的障碍

　　马红漫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2009年在全国10%的县（市、区）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年满60周岁、符合相关条件的参保农民可领取基本养老金。

　　这一改革试点在中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数亿农民从此不再完全依靠儿女赡养，而是能够像城镇居民一样享受基本的养老保障。而且如果这项工作能够尽快取得突破性进展，则极有可能成为助推中国经济下一轮长期增长的动力。当然，其间调控部门所需面对的困难也不少，财政资金不足的问题就是最大的困难，这需要相关部门作出更加切实有效的取舍。

　　面对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冲击，一个良性运行的经济体当具备自我修复的功能，而中国目前所缺失的恰恰就是这一机能。经济体内生的修复能力源自消费需求的创造力，良性运行的经济体需要一个先决条件，即公众能够做到“有钱可花、有钱敢花”。虽然国内居民的财富规模与日俱增，但面对社会保障机制严重欠缺，特别是农村养老问题，国内消费总量提升始终面临瓶颈。

　　正因如此，国务院常务会议以农村养老为改革试点的突破口，有助于这一瓶颈问题的解决，并助推国内内生经济增长动力的实现。当然，试点只是开端，最终的改革成效还将面临考验。以目前试点所确定的农村养老金水平看，就算是农村消费开支较低，但月收入55元的养老保障所体现的生活质量仍显不足，这样的养老金所能改变的境况恐怕不会很明显。

　　当然，笔者理解，财政方面的困难制约了农村养老保障水平的提高。目前城镇社保资金缺口达到1.4万亿元，而农村的社保压力或许比这还大。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农村人口的7.35%，已超过城镇1.05个百分点。另据预测，我国老年人口将以每年3%的速度递增，到202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3亿，约占总人口的15%。仅从财政资金角度看，养活城镇居民尚且困难，又如何期望农村养老获得巨大突破呢？

　　这一问题的确棘手，但并非无解。其实财政缺口的问题是静态的，而社保体制完善后的财政经济回报效应是动态的，两者间的协调需要监管部门加以统筹考虑。

　　换言之，为了尽快填补城镇与农村养老金缺口，财政方面固然要冥思苦想，甚至是拆东墙补西墙，但如果社保体制能够完善起来，其所带动的消费需求最终会体现在财政收入上，并且回报规模将远超当初的财政投入。

　　以此而言，笔者建议当不拘一格地考虑完善社保制度的措施。其一，仅有10%的IPO国有股权部分划拨社保基金比例偏少，不仅应提高比例，还需建立起尚属空白的国有企业分红机制，将财政部分红利直接提供给社保基金；其二，以发行国债筹资的方式完善社保资金缺口，其实质是用后代人的资金缓解当前的养老压力，而财政资金则负担其间的财务费用，这一机制可行可试；其三，减少部分财政投资项目，将投资资金转而用于完善社保资金，实现财政资金投入的结构优化。

　　财政资金使用由“投资至上”，转而到完善公众的后顾之忧，是为放水养鱼的长期国策。只是对于优化短期经济指标而言，调控部门将会承担相当大的压力。由此，或许我们还需要一个更加长期的行政考核标准，而不再是仅仅唯宏观经济指标至上。毕竟GDP的优化并不意味着公众幸福感的提升，也不意味着经济运行的健康稳定，而后者才更加重要。

　　（作者系上海第一财经频道主持人、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