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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模式”的生命力:在历次危机中升级

来源:《中国经济》
2009年06月28日19:44

  金融危机把“东莞模式”再一次推到历史前台。人们争论的焦点在于:“东莞模式”是否会在危机之中走向末路,抑或会在危机之后重新焕发生机。

  文·欧阳觅剑

  危机再现

  历史有时会惊人地相似,但相似的历史往往潜藏着深刻的演变。

  年前,台湾人王子润离开泰国,来到东莞市清溪镇。那时他已在泰国为群光电子工作4年,公司正逐渐收缩在泰国的工厂,他被调到东莞的工厂。群光于1994年在东莞建立大陆一厂,产能为60万套键盘,帮助群光成为世界第一大键盘制造商。1998年,群光又在东莞建成产能为250万套键盘的大陆二厂。在群光不断扩大东莞工厂产能的同时,运营已久的泰国工厂(1989年开始运营)却逐渐收缩并最终停产。原因很简单——当时东莞的劳动力成本比泰国低得多。

  一个工厂就这样地搬迁。这是一次大规模产业转移中的一个典型案例。这发生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南亚国家是那次危机的发源地,遭受了最沉重的打击。

  亚洲金融危机11年后的2008年,又一场金融危机从美国开始席卷全球。现在东莞的劳动力成本也与当时的泰国相当。情景如此相似,不禁让人联想:危机之后,东莞的工厂是否会大规模地转移到其他地区?

  这种问题早已被提出,并引起广泛的争论。

  一些人认为,随着劳动力、土地、能源等价格的上涨,随着人民币升值和出口退税率下降,东莞正丧失成本优势,众多工厂和某些产业从东莞转出已是大势所趋。产业转移方向可能是中国其他地区,例如长三角和内地。然而,其他地区同样面临类似问题,在成本方面并不比东莞具有明显优势,因此,产业转移方向也可能是越南、印尼等其他国家。2009年2月中旬,Economist.com刊发的 Time to change the act,就是这样的论调。文章指出,耐克今年会在越南而不是中国生产更多运动鞋;台湾塑料制品制造商鸿海在越南开设一家工厂,它在深圳的工作岗位可能从26万减少到10万——这与10多年之前群光逐步向东莞搬迁何其相似。

  在这种逐渐成为主流的观点之外,还有一种不同的判断。王子润就不会完全同意“搬离东莞”的观点。群光于2001在江苏吴江开设大陆三厂,并不是用它来取代东莞的工厂。吴江工厂和东莞工厂在定位上有一些差异,前者部分产品用于内销,后者产品全部出口。2002年群光又在东莞东城建立一个工厂。群光在东莞清溪的工厂也打算在2008年扩大产能,只是由于美国金融危机到来而推迟投产。另外,群光近年还在横向、纵向地扩展产品线,现在不只是生产键盘,还生产其他电子产品。这种种行动表明,群光不但不会收缩和关闭东莞的工厂,而且会使之得到加强。——这与他们10多年前在泰国的做法不尽相同。

  考察不同的个案,人们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如果争论停留在“搬或不搬”这样的表层,那是没有太大意义的。深层而实质的争论是围绕历史选择和未来前景展开的,争论的核心则是对“东莞模式”和“中国制造”的重新理解和重新评判。Economist.com的文章就指出,东莞(以及中国类似的地区)现在大量工厂关闭,其实是昨日种下的苦果。言下之意,东莞(以及类似地区)当初选择的发展模式存在问题,如果继续下去,前景堪忧;如果要摆脱困境,东莞(以及类似地区)需要反思和否定历史,重新选择发展模式。

  这种对“东莞模式”的负面评价,已成为非常普遍的意见。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更倾向于看到东莞大量工厂倒闭或搬迁。他们认为“东莞模式”已经在走向“末路”,美国金融危机只是加快了这一进程。对“东莞模式”持有正面评价的人们则相信,困难只是暂时的,会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结束而过去,东莞的工厂和产业仍会壮大,“东莞模式”还会重新焕发生机。

  真正耐人寻味的问题是:到底什么是“东莞模式”?它是否还有发展的空间?

  在历史中重新发现“东莞模式”

  根据一般的理解,“东莞模式”的特征包括:在资本构成中,以外商(包括港澳台商)投资为主;在劳动力构成中,以外来民工为主;在产品销售目的地构成中,以国外市场为主;在对外贸易方式上,以加工贸易为主。东莞和深圳(特别是宝安区)的经济模式就是如此,苏州等地区也有这种模式的一些特征。

  这种模式常常被称为“东莞模式”,而不是“深圳模式”或“苏州模式”,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东莞比深圳和苏州更具典型性。东莞的企业实收资本构成中,港澳台资本加外商资本占到70%左右,外来民工占劳动力比重超过70%,工业产值约70%用于出口,加工贸易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约为90%。与东莞同样具有典型性的,甚至更具典型性的是深圳宝安。由此也可见东莞和宝安这两个在地理上毗邻的区域在产业联系上的紧密程度,当人们谈论东莞产业时,往往也可以适用于宝安,反之亦然。

  二是这种经济模式现在基本上被等同于低端制造,而东莞比深圳和苏州更符合人们对“低端”的想像。研发和品牌被认为是高端,但目前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主要还是占据低端的加工和组装环节,与技术和品牌相关的出口比例很小,因此,出口导向型经济被与低端划上了等号。1988年才由县级升级为地级市的东莞,不像经济特区深圳和历史古城苏州那样具有“高端”的形象,更适合被用来命名一种被看作是“低端”的经济模式。

  “东莞模式”的本来意义是指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典型特征是以国外市场需求为主要目标。但它逐渐被附加了更多意义,现在变成了低端的代名词。在将“东莞模式”与“低端”等同视之的人看来,选择“东莞模式”就意味着放弃研发等高端环节。他们会说,东莞五六年之前就说要进行产业升级,但到现在都没有什么起色,依然被锁定在低端;这种状况是由经济模式决定的,历史选择让东莞的地位已经难以改变。

  但产业结构变迁是一个缓慢的进程,需要放到一个长时段中才能看得清楚。我们只有从产业结构变迁的较长时段角度来重新理解东莞模式,才有可能形成准确的认识。如果用20年或30年的时段去观察,我们会发现,自1980年以来,东莞的产业结构已经经历两次转型,现在正经历第三次转型。“东莞模式”本身就包含了向上生长的模式要素。

  毋庸讳言,东莞目前在全球产业链中承担的是低端环节,但在这种向上生长要素的作用下,它会逐步升级、走向高端。我们需要更多的耐心,以及正确的战略和路径。

  因此,在谈论产业升级和“东莞模式”的发展前景前,我们需要通过历史重新评估“东莞模式”,以发现产业升级的正确路径。

  目前美国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人们会问对于东莞产业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危机意味着什么?很多人会说,危机就是机遇,会促使产业升级。这种论证一般是:困境促使人们摆脱过去利益的羁绊,下决心做根本性改变。这种看法倾向于认为产业格局及路径选择主要取决于人们的认识,模式选择和产业升级可以脱离已有基础,全部重新来过。

  从历史的经验去看,我们会发现,“东莞模式”与“中国制造”正是在历次危机中利用已有的条件为基础,成功实现了新的成长。在东莞经历三次产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世界范围发生了程度不同的经济危机;危机之后,“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和地位得到了提升。

  从发现历史和否定历史两个不同的角度,我们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但它们的含义并不相同;对于危机如何转化为机遇,它们意味着不同的理解,指向不同的战略和路径。

  从“万木竞春”到“一枝独秀”——第一次产业转型纺织服装业成为主要支柱

  东莞的第一次产业结构转型发生在1990年前后。在这期间,全球发生了一次程度较轻的经济危机。

  1991年和1992年,英国和北欧等国家经济负增长;1993年,德国、法国、意大利经济负增长;欧盟作为一个整体,1991年和1992年经济减速,1993年甚至负增长。这可以说是一次轻度的经济危机,它与欧洲国家制造业竞争优势下降和出口增长放缓有一定的关联。从1990年到1995年,欧洲一些国家在失去它们在全球制造业出口中的份额。它们向北美让出汽车出口的部分份额,向东亚、东南亚的国家和地区让出电子信息制造业出口的部分份额,向中国让出纺织服装制造业出口的部分份额。这个时期,意大利把服装出口额第一的位置让给了中国;德国虽然保住了纺织品出口额第一的位置,但因为增长非常缓慢,与中国之间的差距变得非常小。

  受这次轻度危机的影响,中国的出口额在1993年同比仅增长8%,但危机之后,中国的纺织服装制造业巩固并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受益于欧洲纺织服装业的转移,东莞完成了第一次产业结构转型。与之相应,中国纺织品和服装在全球出口中的份额迅速增长,“中国制造”在全球市场赢得了一席之地。

  在第一次产业结构转型之前,东莞没有突出的支柱产业;转型后,纺织服装业成为重要支柱产业。这个产业吸引了外商投资和外来民工,为东莞经济注入新的增长动力,也奠定了“东莞模式”的基础。

  李世贤是东莞市虎门镇宣传办主任,他讲述了虎门服装业早期的发展。1980年代,很多虎门人从深圳沙头角去香港买衣服,海关规定每人可带回6件,但他们会在身上穿几件,逃避海关检查,这样一次就可以从香港带回10多件衣服。回到虎门,他们摆摊将这些衣服出售,这就是虎门早期的服装市场。在市场带动下,本地人开始自己生产一些衣服出售。因为具备一定的市场基础和产业基础,越来越多的外商(主要是港澳台商)前来开设服装厂,他们生产的服装基本上全部用于出口。

  李世贤回忆,虎门的服装业发展较早,但在1980年代并不突出。那时有从事各种产业的工厂,发展情况都差不多。随着外资的进入,服装业大概在1992年之后形成规模,重要地位开始凸显。

  统计数据佐证了李世贤的记忆。1985年之前,在东莞的工业总产值中(统计口径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以下同),纺织服装制造业的比重不到10%;但1980年代后期,纺织服装制造业的比重逐渐上升,1995年达到最高点19.24%。

  从“万木竞春”到“一枝独秀”,东莞完成了改革开放以后(或者说在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之后)的第一次产业结构转型。可能也因如此,很多人以为东莞经济一直是以初级工业纺织和服装作为主要支柱。但实际上,纺织服装制造业是在1980年代后期才逐渐变得地位突出的;而且在1990年代后期,它的重要性开始下降。

  “一枝独秀”使经济总量不太大的地区能够形成产业集聚,从而能够在原材料、市场、公共服务等方面对该产业形成配套,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因此,相比“小而全”的工业体系,支柱产业的形成可以说是一次产业升级。

  相对完善的产业配套和本地廉价的劳动力,使东莞服装业具备一定的竞争力,因此赢得国外市场的订单,出口额迅速增长。1981年到1990年间,东莞外贸出口总额的年均增长率是19.32%;从1991年到1995年,年均增长率超过40%。纺织品和服装是使出口快速而稳定增长的主要因素,相比之前的主要出口商品“粮食制品”等,纺织品和服装的供给和需求不易大起大落。可以说,东莞有了一技之长,凭一个招式杀入了国际市场,外向型经济的“东莞模式”,才在东莞真正确立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纺织服装制造业在东莞确立支柱地位,是产业结构的改善和升级的一个结果。

  稳定的需求和供给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服装业是劳动最密集的产业之一(相比之下,纺织业的资本密集程度较高)。东莞的服装业首先在人口较多的虎门镇发展起来(当然,也因为这里有便利的交通条件)。东莞本地的劳动力很快就不能满足服装业快速发展的需求,需要外来民工填补空缺。既然是面向全球的市场,那就需要来自全国的劳动力供给。东莞外来劳动力在1980年代后期快速增长,1992年突破100万,形成了劳动力集聚。当时服装业容纳了最多的就业。

  最初推动服装业发展的是本地资金,集体经济是主力。1990年代前,东莞工业的主要力量是集体经济。随着产业和劳动力集聚的形成,外资开始集聚。外商开始主要是投资于纺织业,后来也成为包括服装业在内的其他产业的主要资金来源。1993年,东莞实际利用外资突破10亿美元,上了一个台阶;在工业企业的资本金构成中,外商投资的比重超过50%。

  东莞经济从此进入快车道。从1993年到2007年,东莞的GDP增长率一直维持在15%以上。此前东莞GDP也经历过快速增长,但在某些年份会突然失速,降至10%以下。而在外贸、外来劳动力、外资和支柱产业的支撑下,经济增长变得快速而且平稳。

  东莞经济的优异表现是“中国制造”竞争力提升的反映,也是“中国制造”竞争力提升的推动力之一。从WTO《国际贸易统计》中的数据来看,1980年,中国在世界制造业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不到1%;1990年也不过是1.9%,在全球排到第15名之后。5年之后,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上升到3.4%,排进前10名。而其中主要的增长动力是服装和纺织产业,1995年这两个产业的出口占中国制造业出口约20%,是主要的出口产品。从1990年到1995年,中国这两个产业的出口占全球的份额分别从9%和6.9%上升到15.3%和9.3%。

  现在人们对劳动力密集型的初级工业纺织服装制造业不怎么看得上眼。但当初正是在它们的推动下,“中国制造”在世界贸易中占据一席之地。而且,纺织服装业将几百上千万农村富余劳动力吸收到工业和城市中,深化了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因此也为其他产业的发展准备了条件。不可否认,这是“中国制造”的一次提升。东莞参与了这一过程,并分享了其成果。

  “斜枝”嫁接成“主干”

  ——第二次产业转型:电子信息制造业成为龙头

  纺织服装制造业自1991年成为东莞的第一大支柱产业,它占东莞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在1995年达到最高点19.24%,随后就开始下降,在1998年被电子信息制造业超过。以此为标志,电子信息业取代纺织服装制造业成为东莞第一大支柱产业,而纺织服装业退居较为次要的地位。这是从1995年到2000年东莞开始进行的第二次产业结构转型。它对应着中国办公和通讯设备在全球出口中的份额迅速增长。

  在此期间,亚洲金融危机于1997年全面爆发。1998年,韩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经济负增长。一些人认为,中国竞争力增强是这些国家遭遇危机的原因之一,因为中国的竞争,它们的电子信息业出口额增长变得缓慢。

  在这次危机中,中国同样遭受了损失,1998年和1999年,中国出口额仅同比增长0.5%和6.1%。但挺过危机之后,中国的电子信息制造业表现出韩国和东南亚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强大优势。在“中国制造”升级的过程中,东莞也完成了第二次产业转型。

  东莞的电子信息制造业起步较晚,1987年前都显得无足轻重,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不超过5%。但在1980年代末期与纺织服装业一起经历了快速增长。外资起到了主要作用。电子信息制造业是那时外商投资较多的领域,仅次于纺织业,1995年之后则超过纺织业。

  相比纺织服装制造业,东莞本来没有电子信息制造业的产业基础和市场基础。但纺织服装制造业的发展使东莞形成了充足的劳动力储备、较为便利的交通条件和较为成熟的投资环境。因此,1995年前后,以东莞为代表的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具备了较强的竞争力,具备了与起步较早的东南亚地区竞争的一定实力。

  从WTO的数据来看,在1990年到1995年间,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以及韩国在办公和通讯设备出口中所占的份额都有较快增长。但1995年之后到2000年之前,它们的份额基本上都没有增长。从绝对值来看,这些国家办公和通讯设备的出口额增长也非常有限。1990年~1995年间与1995年~2000年间的这种反差,可以用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的崛起来解释,这些国家遇到了中国的竞争,扩张市场份额不再容易。中国在全球办公和通讯设备出口中所占的份额由1995年的2.4%提高到2000年的4.6%。虽然增幅明显,但中国的份额还是比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少,说明竞争处于“胶着”状态,中国没有明显优势。

  与中国服装2000年近20%的份额相比,4.6%看上去并不起眼。但是,由于办公和通讯设备的产业链长、市场规模大,4.6%的市场份额对应着较大的出口额。中国办公和通讯设备的出口额在2000年超过了服装的出口额,与纺织品出口额和服装出口额之和大致相当,成为“中国制造”的又一支重要力量。

  2000年之后,配套更加完善的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竞争优势变得非常明显,办公和通讯设备出口在全球出口中所占的份额迅速增长,2007年达到22.9%,仅次于作为一个整体的欧盟27国,而其他经济体的份额均不超过10%。这是一种不能放弃也不容易失去的优势。这是一种可以加以利用的优势。

  与此同时,办公和通讯设备在中国制造业出口中的比例也大幅增长,2002年超过20%,超过纺织品和服装的总和;2007年更是接近30%。可以说,电子信息制造业决定着“中国制造”的基本状况和走向。

  得益于电子信息制造业的强劲增长,2000年,中国制造业出口额占全球的份额上升到4.7%,仅次于美国、德国、日本、法国、英国,领先于意大利和加拿大,以及中国香港,在全球排第六。“中国制造”的地位因为产业结构的转型而提升了地位。到2007年,中国制造业出口占全球的份额达到11.9%,仅次于作为一个整体的欧盟27国。“中国制造”已经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东莞工业与“中国制造”一起成长。从1995年开始,东莞电子信息业与纺织服装业并驾齐驱;1998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超过纺织服装制造业,成为东莞产业的龙头;而在2004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市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达到36.82%,而纺织服装制造业的比重下降到10%以内;与之相应,东莞重工业产值超过了轻工业。东莞用1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产业结构的改头换面。

  与纺织服装制造业相比,电子信息制造业的资本密集程度较高。集成电路等高端环节对设备的要求很高,加工组装等低端环节设备替代人工的空间也很大。东莞已经完成了初步的资本积累,而劳动力成本大大增加,资本密集程度较高的产业能够扬长避短,降低成本,并有助于工资水平的提高。

  在国际贸易中,电子信息制造的市场空间比纺织服装制造业更大。以2007年为例,办公和通讯设备的全球出口额达15000亿美元,而纺织和服装出口额之和也就5800亿美元左右。对于外向型的东莞经济来说,发展电子信息制造业,前景更为广阔。

  从这些角度来说,东莞的第二次产业结构转型是一次产业升级。

  工资水平提高是产业升级的标志

  东莞第二次产业结构转型与劳动力成本上升息息相关,它是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部分原因,而劳动力成本上升也对产业结构转型起到了推动作用。

  近年来,东莞的工资水平经历了非常大的提高。从两个个案,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变化。

  凌威是来自湖北的青年,他2000年来到东莞,在虎门一家陶瓷厂做工,那时他平均每天要加班约6个小时,总的月收入只有600多元;在某些月份,加班时间超过200小时,总的月收入也不超过750元。凌威在这家工厂工作3年,工资水平基本上没有提升,逐渐落后于虎门的平均水平,于是他选择了离职。目前他在求职,打算做物流类的工作,理想的薪酬是2500元左右。

  小段是河南人,去年底才来到东莞,在长安一家电子厂工作。她最近加班比较多,但每天最多也就是4个小时左右。她每月的收入在2000元左右。

  加班费增长是工资水平提升的直接原因。吕泽球在东莞高步一家从事生产、贸易的公司工作,公司业务涉及多个产业,他对工资情况颇为了解。他说,2008年实行新劳动合同法以来,东莞规模较大的工厂都根据平时加班按1.5倍的标准、节假日加班按2倍的标准支付加班费。否则,可能被劳动部门查处。我们也从其他渠道求证了这个情况,只有一些小企业还在按基本的工资标准支付加班费。在东莞工人工资中,有一半左右是加班费,加班费标准的提高,显著提高了他们的工资水平。

  生活水平提高和生活费用上涨,是工资水平提升的根本原因。虎门和长安的生活水平比高步要高,因此平均工资水平也会高出两三百元。从企业的角度看,工资水平提升意味着成本增加;但发展经济说到底就是为了提高人的生活水平,从这个角度来说,工资水平提升是衡量产业和经济升级的重要标准。

  劳动力需求增长,而供给没有同步增长,是促使工资水平提升的宏观原因。而电子信息制造业是东莞用工需求的主要增长点,根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的数据,2004年东莞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单位就业人数为54万人,超过了纺织业和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相比电子信息制造业,纺织服装制造业承受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的能力较弱。2000年前后,东莞就开始出现服装产业转移的现象,从虎门、长安等发展较早的镇转移到高步等发展较为滞后的镇,从东莞转移到中山、番禺等珠三角西岸地区,从珠三角地区转移到广东其他地区,从广东转移到其他省份。这里说的转移,包括一些服装厂的直接搬迁,也包括间接“搬迁”——一些地区吸引到投资的能力下降,服装企业的增量较少或总量减少;而另一个地区对投资的吸引力增强,服装企业的数量增加较多。

  这是我们在调查中形成的印象。从统计数据来看,东莞规模以上的服装企业数量,在2000年是139家,在2001年是154家,而2004年又减少到142家。2000年的时候,东莞的“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产值比中山多;而到2004年时,中山的“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产值比东莞高出2.4倍。这些数据只包括规模以上企业,而且统计口径前后可能有变化,不能准确地说明问题,但能够大致证实我们在调查中形成的印象:东莞的纺织服装制造业在2000年前后经历了一次转移。

  而电子信息制造业的转移并不普遍。从统计数据看,“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规模企业数量一直在增长。2000年以来,东莞的很多电子信息企业到长三角等地区建立工厂,但主要是为了针对不同的市场,东莞的工厂并没有减少产能。

  们在调查中遇到了很多这样的案例。方铭国是一个台湾人,他8年前就来到东莞长安,担任一家台资电子信息企业的管理人员。2003年,他任职的企业去江苏昆山开设了一家分厂,但东莞长安的工厂仍然照常运行。方铭国被派去昆山的新厂。但他在两年之后就返回长安,就职于一家新建的工厂,现在他是东莞世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在方铭国看来,东莞电子信息制造业的产业链非常完整,各种配套非常齐全,他们采购原材料,基本上在长安镇内就能完成。而他在昆山工作时,一些原材料还需要到珠三角采购。

  很多人看到东莞的服装厂“转移”,就得出东莞正在失去优势,这是一种以偏概全。从电子信息制造业的情况看,东莞的优势还有所加强。东莞的优势并没有消失,只是从一些产业转移到了另一些产业。

  因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纺织服装制造业和电子信息制造业此消彼长,这是推动东莞产业结构改变的重要原因。但它不是唯一原因。电子信息制造业在东莞的集聚和配套比纺织服装制造业更强,也是原因之一。

  向上生长的基础

  回顾历史,遵从“东莞模式”的东莞经济经历了几次转型和升级,虽然它是从低端产业环节起步,但并不必然就是低端。“东莞模式”——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经济模式——需要两个基本要素:成本优势和产业配套。如果具备了这两个基本要素,它就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从低端逐渐升级到中高端。

  “东莞模式”的生存空间在于降低成本而不是提高价值,原因在于它主要以国外市场需求作为目标。因为社会文化和消费习惯差异很大,针对国外客户的偏好开发新产品和推广新品牌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即使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开发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也会面临很大困难。因此,外向型经济的主要目标是国外成熟的产品和市场。这些领域的“溢价”空间有限,企业盈利只能从降低成本入手。成本包括劳动力、土地、税收等多个方面,运输费用也是其中一项。另外,扩大生产规模和完善产业配套也是降低成本的重要手段。

  扩大生产规模和完善产业配套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而且是从低端向中高端升级的路径。当组装等环节的规模扩大,形成对原材料、设备等上游环节的大量需求,就可能就近配套。如果一个地区周边下游环节的产业聚集度不高,它就缺乏向上游环节升级的市场基础。

  很多人认为,东莞正在丧失成本优势。但如果衡量上述多方面的情况,就会知道情况并非如此。

  大约10年前,东莞等地区因为劳动力成本较低,在与东南亚的竞争中逐渐获得优势。现在中国基本上失去劳动力优势,但在电子信息制造业的产业聚集方面的优势是当初的东南亚完全不可比拟的。这种聚集能让东莞等地区在组装环节方面的成本优势保持更长时间,在此期间,东莞等地区将完成向上游环节的升级。5年到10年后,它们与东南亚地区就可能从直接竞争关系转变为供需合作关系,它们将部分取代日本、中国台湾以及韩国,向东南亚地区供给集成电路和电子元器件。

  东莞等珠三角东岸地区还具有区位优势。中国将是全球三大市场——北美、欧洲以及正在兴起的中国——的重心。而珠三角东岸是重心中的重心,珠三角港口到北美的运输费用或与长三角的港口相当,但到欧洲的距离更近。香港、深圳、广州的港口组成了中国货物吞吐量最大的港口群,在外贸方面的优势尤其突出。目前东莞正在建设虎门港,将进一步增强珠三角东岸地区在外贸物流方面的优势。

  面对国外市场,珠三角东岸地区的区位优势明显;而面对国内市场,其区位不如珠三角西岸地区有利,更比不上拥有长江之利的长三角地区。以佛山(包括顺德和南海)为代表的珠三角西岸地区的外贸并不突出,它们是依靠国内市场和集体、私营资本发展起来。这种现象可以与“东莞模式”相应,称之为“佛山模式”。中国这样的大国,需要不同的发展模式,历史为这些地区刻画了基本清晰的功能定位。

  总而言之,“东莞模式”在东莞仍然具有生命力,东莞仍然能通过“东莞模式”获得发展。

  珠三角东岸地区在外贸方面的优势,也决定了它们在电子信息制造业方面的优势要大于纺织服装制造业等。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的产品主要用于出口,而相当一部分纺织制造业的产品是在国内市场销售,因此,在珠三角东岸地区,电子信息制造业的集聚程度非常高,能够吸引其上游环节的集聚;而纺织服装制造业的集聚程度相对较低,对其上游环节的吸引力不如长三角等地区。正因如此,广东的化学纤维、纱、布的产量远低于江浙,这些原料的生产一直没能在珠三角地区形成规模。所以,珠三角东岸地区在纺织服装制造业方面的升级动力远不如电子信息制造业。

  一般的看法指出,产业升级的方向是研发和品牌。但从发现历史的角度,我们却看到,东莞的产业升级需以外向型经济为主体,以电子信息制造业为龙头,以此带动中高级人才、资本的集聚和公共服务的提升,以及商业服务的配套(这需要借助广州、深圳和香港的力量),进而带动其他产业和经济整体的升级。

  2009年初,东莞市长李毓全在2009年初的市人大会议上,明确提出“以制造业立市”的战略方向。而在东莞市政府印发的《东莞市产业结构调整规划(2008~2017)》中,将“做大做强信息产业”和“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进工业适度重型化”作为“调整优化工业结构、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两个首要方面。可以说,东莞地方政府的规划切合了东莞工业的实际状况,非常清晰而且务实。这增加了我们对“东莞模式”和“中国制造”的进一步升级的信心。

  产业升级的路径:亦应注重“蓄林养鸟”

  金融危机来临,产业升级的讨论也随之升温,对发展前途的各种探索也开始启动。

  一种比较重要的探索是,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出,为高端产业腾出空间。一些企业和产业环节从东莞迁出,例如,一些服装厂搬到了其他地区。另一方面,不是所有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产业环节能够或应该迁出,其中一些(尤其是电子信息产业)需要东莞产业环境的支持,而且也能对东莞的产业升级起到支持作用。

  在深圳宝安,有一家生产手机、电脑用小音箱的小工厂。这是一家劳动力密集程度非常高的企业,它有十几个工人,几乎没有什么设备,只有一些普通的电工工具。但就是这样一家作坊式的工厂,它的产品销往欧洲、拉美和中东。而且,因为主要客户不在美国,它目前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相对较小。它为什么能在全球市场争夺生存空间呢?原因在于,它能够便利地获得周边企业的支持。

  他们通过广州、深圳的代理商或通过网络获得订单。如果是普通的产品,自己的技术员设计电路;如果是较为复杂的产品,就求助于专门的解决方案商。然后,他们购买PCB板(印刷电路板),送到贴片厂贴片;购买电阻、电容和喇叭;让模具厂开模,让注塑厂做出外壳。将这些材料组装在一起之后,又有包装厂、印刷厂为其提供服务。所有这些环节完成之后,他们将产品拿到标准厂房的楼下,那里有货运代理将产品运送给外贸代理,由他们负责出口。

  东莞和深圳有很多这种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正是这里适宜的环境,让它们能够像小草般生长。它们不只是从这环境中单向受益,实际上,它们也对那些资本和智力密集程度较高的企业提供支持,正是它们的需求积累起来,那些资本和智力密集程度较高企业的设备和人才方不会闲置,从而获得生存、壮大的机会,例如模具厂、方案商等。这可以说是一个生态系统,食物链的低级部分供养着食物链的高级部分;如果食物链的低级部分数量太少,食物链的高级部分也会萎缩。

  如果用生态系统比喻产业结构,那么,要推进产业升级,就要“蓄林养鸟”,不能把小鸟都赶走,那样会不利于树林和其他物种的繁殖。在产业环境培育上看不到历史成功经验包含的合理因素,简单地推倒重来,往往得不偿失,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东莞的每一次产业升级都是以原有产业为基础的逐步提升,如果简单地就将低端产业环节抽离,产业升级很可能变成空中楼阁。可以说,“东莞模式”的生命力就在于“蓄林养鸟”。

  也许,等到东莞的中高端产业环节具备了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辐射的能力,那些低端产业环节自然会转移。

  东莞第三次产业结构转型:向上游环节跃进

  面对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首先不能恐慌。这次危机是从美国开始爆发。金融业似乎是这次危机的始作俑者,但也有人指出,制造业失去竞争优势,是美国以及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的重要原因。美国在全球制造业出口中的份额从2000年的13.8%减少到2007年的9.6%。美国在逐渐将办公和通讯设备出口——包括集成电路和电子元器件——的部分份额让给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将汽车出口的部分份额让给欧洲和韩国等;在其他制造业领域也面临一些国家的强力竞争。

  因为美国等发达国家需求疲软,很多国家在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第一季度经历了负增长,全球经济可能2009年全年经历负增长,中国出口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从2008年11月到2009年4月,连续五个月负增长。这次危机肇源于世界经济的龙头,震荡当然也更为猛烈。这样的形势当然让“东莞模式”和“中国制造”遭遇严重困难,但根据历史经验,它们将迎来新的机遇。而且,龙头的危机意味着更大的产业升级空间。美国一些制造业会继续向外转移,其中一部分会转移到中国,还有一部分会转移到距离中国更近的地区,这将对“东莞模式”和“中国制造”的再次升级起到推动作用。

  美国在全球制造业出口中的份额越来越小,而东莞产业结构的第三次转型也早已发生,可以说与美国金融危机的酝酿过程具有相当的同步性。

  2004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在东莞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超过1/3,但随后就开始下降,2007年比2004年减少了近10个百分点。这是一个迹象,说明东莞产业结构在酝酿新的转型。

  从2004年到2007年的3年间,东莞工业总产值增长1.3倍,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只增长69%,低于工业的平均增速。

  纺织服装业的增速快于工业平均,在很大程度上是低基数基础上的反弹。服装业在2000年~2004年之间增幅太低,2004年之后经历“恢复性”增长;而在2000年~2004年之间增长较多的纺织业,在2004年~2007年之间的增幅并不高。因此,纺织服装制造业在东莞工业中的份额并没有什么增长。这个产业已不可能成为东莞新的增长点,更不具备改变东莞产业结构的潜力。

  取代纺织服装制造业成为东莞第二大支柱产业的是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其中包括微电机、电源、变压器等制造业,它们是电子信息设备所需的配件。

  其他产值大而且增长较快的产业还有塑料制品业、金属制品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的产值还不算太大,刚刚超过100亿元,但2000年以来,特别是2004年以来,增速十分惊人。

  这几个产业在东莞的迅速崛起,以长安镇于2005年获得“中国机械五金模具名镇”为标志性事件。模具制造是专用设备制造业的组成部分。长安能以“机械、五金、模具”作为名片,完全是以电子信息制造业为基础,正是电子信息业对机械、五金、模具的需求,培育了这些产业成长的土壤。可见,为电子信息制造业提供配套——包括设备、材料、元器件等——的制造业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这些产业是以电子信息业为基础,在东莞逐步发展起来的。

  首先是一些规模较大的电子信息制造企业向产业链的上游扩展产品线。它们所需的原材料和元器件本来是以进口为主,但东莞工厂的产能扩大之后,所需的原材料和元器件大大增长,于是在东莞专门组建一条生产线,既能保证供应,又能降低成本。群光电子在2002年之后,通过开设新工厂和组建新生产线,向相关产业延伸,现在除了组装键盘之外,还在东莞建立了注塑生产线、印刷生产线、SMT(表面贴装技术)生产线等,这些生产线的价值都在百万元人民币的级别。群光也考虑过将一部分研发从台湾转移到东莞,但进展很慢,现在东莞工厂只具备产品包装方面的研发能力。

  然后,一些投资者看到配套产业有利可图,于是纷纷进入。王荣福是湖南人,原来在深圳宝安一家台资电子厂(主要产品是石英钟)工作,他在那家企业工作了10多年,最后做到厂长。2006年,他发现电子设备喷涂、镀膜领域的投资前景非常可观,于是毅然从台资厂辞职,自己投资创建厚泽真空技术有限公司。厚泽采用先进的紫外光固化(UV)涂装技术,安装了两条UV自动生产线。厚泽的资本密集程度较高,因此员工的待遇较好,一般工人的月收入能有2500元左右。2006年时采用UV技术的企业,全广东省不超过20家,但现在已有几百家,这意味着竞争更加激烈,但证明了王荣福当时判断准确。同时,这也证明东莞、宝安等地区电子信息制造业的配套产业发展非常迅速。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塑料制造业、金属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这些与电子信息制造业相关的产业,已经成为东莞经济新的增长点,正在改变着东莞的产业结构。东莞产业结构正在经历第三次转型。

  目前来看,这些产业整体的资本密集程度并不比电子信息制造业高,但它们以设备代替人工的空间较大,具备产业升级的前景。更重要的是,东莞等地区向电子信息制造业的上游产业扩展,可以进一步提升“中国制造”的竞争力。

  从WTO的国际贸易统计来看,中国的“办公和通讯设备”在全球出口中占到了约1/4的份额。但在“办公和通讯设备”的三个子类中,“中国制造”还是以“电子数据处理和办公设备”、“通讯设备”为主,也就是说,主要是占据产业链末端的组装环节。而在“集成电路和电子元器件”这个子类中,“中国制造”的份额在2007年只是8.5%,与其他两个子类30%左右的份额相比,差距非常大。而在机械设备的全球出口中,“中国制造”的份额更低。

  东莞等地区向电子信息制造业的上游产业扩展,可以增加中国在集成电路、电子元器件,以及机械设备全球出口中的份额,正是“中国制造”向着“制高点”前进的反映。这将是一次漫长而艰苦的征程,因为对这些产业链高端环节的争夺会更为激烈。但是,中国已经出发,而且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和扎实的基础。从2000年到2007年,中国在“集成电路和电子元器件”全球出口中的份额从1.7%增加到8.5%。目前中国是“集成电路和电子元器件”的最大进口国,占全球进口额的1/3左右,这说明中国的市场需求非常巨大,这是吸引相关投资的强大引力;而东莞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说明中国在发展低端环节的过程中,积累了向中高端环节延伸和扩展的能力和经验。

  再过5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应该就能看到东莞产业结构第三次转型完成。到时,东莞机械设备制造业比重将会增加;电子信息制造业份额可能还会占到1/5~1/4,但是其构成会跟现在不同,集成电路和电子元器件的比重将会大增。东莞有望与“中国制造”,实现又一次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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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单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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