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日，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长助理袁钟一直关注南平医闹事件的走向，其中发生的诸多极端现象让他非常忧虑。袁钟认为，医生安全行医的基本权利要得到严格保护，不能纵容任何人肆意冲击医院秩序，威胁医生的安全。同时，他提出，“医闹”事件反映出，现有的医患纠纷解决渠道已经坏死，根本起不到解决矛盾的作用，必须尽快找到医患双方都认可的新办法。否则，医院无宁日，患者没好处。

　　袁钟说，医生和患者应该是同一战壕的战友，他们共同的敌人是病魔。正是依靠彼此的信任和合作，人们才能够去病除疾保持健康；正是依靠着彼此的信任和合作，医生才敢冒险尝试新的治疗方法，医学才能不断地前进。然而，现状却是：“战友”反目成仇、怨声载道。医闹的频频出现更是显示两者间的裂痕已经达到了何种地步。

　　不过，无论医患矛盾多么深，袁钟都不认同杨俊斌家属的做法。“这是基本底线问题！”他说，医生的生命安全遭到威胁，正常的行医得不到保证，事实上侵犯了其他患者就医的权利。“一有矛盾，就摆花圈、设灵堂、围医院、打医生，这在一个法治社会怎么可以想象？！”

　　他认为，医闹会极大地伤害医生的感情，也会扭曲他们的职业行为，从而给大检查和防御性医疗留下空间，也阻碍医学的探索精神。“那样的话，中国的医学水平将退步，医疗费用却会飞涨。”

　　尽管袁钟不同意医闹的做法，但他也觉得，当前合法的医患纠纷解决渠道有问题。据了解，2002年9月1起实施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目前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及医疗事故赔偿处理的唯一法律规范。该条例虽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主体由原来的卫生行政机关改为了后来的医学会，但是鉴定的客观性、公正性依然备受质疑。

　　袁钟说，医学会虽属独立社团法人，但还是和医生脱不开干系，难免有“自己给自己鉴定”之嫌。其次，鉴定专家、鉴定过程的不公开，更是加重了人们的怀疑。常出席鉴定会的医学专家，自身也会遇到医疗纠纷被人鉴定，正所谓风水轮流转，今年到我家，难免促成与人方便与己方便的潜规则，患者的利益则被牺牲了。

　　在南平医闹事件中，杨家家属典型地体现了对医疗鉴定的不信任。虽然院方无数次要求走正常程序，但是杨家都坚决给予拒绝。“不能不说这种拒绝背后还是有复杂背景的，并不完全是蛮横不讲理。”袁钟表示。

　　大多数患者认为，现在的鉴定工作效率颇低，一般人都是等不起的。一个医疗事故的技术鉴定结论出台，需经历提出申请、抽选专家、召开听证会、做出结论等一系列过程，怎么快也得好几个月以上。如果某一方对结果再提出异议，那解决争端的日子就更遥遥无期了。

　　针对此种情况，袁钟建议，一方面要改革当前的医疗纠纷处理机制，使之更加便捷、高效、低成本，另一方面也要尽快完善医疗责任保险，从而为管理医疗风险、缓解医患矛盾、解决医患纠纷提供新的途径。这已成为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解决医疗纠纷的功能显著。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卓小勤对南平医闹事件的关注和袁钟略有不同。他更加注意政府各部门在其中的表现。卓小勤说，政府在南平医闹事件中的做法，尤其是一开始的处理，是饮鸩止渴。

　　他认为，警方开始基本上是不介入，说是维持现场秩序，实际效果大家都看到了。后来市政府领导出面，让医院赔钱，让家属撤走，也没理清是非，结果又造成医生集体上访。为了稳定放弃法律原则，给双方的信号都不好。“对病人来说，一闹就有钱，小闹给小钱，大闹给大钱，那谁不闹、谁不往狠里闹？对于医院来说，政府既不保护他们的合法权利，也不细察他们医疗行为的责任，给钱就摆平，那么这种导向又会生出什么样的后果？”

　　卓小勤说，目前各种因素使事情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如果政府不能切实负起责任来，建立合理、有序的规则，明确三方责任以及发生矛盾后各自的行为规范，那么恶性事件必然“按下葫芦浮起瓢”。“这也是摆在医改面前实实在在的难题。人的问题比钱的问题还要难办。”

　　他认为，政府、医院和患者都有一个重塑形象的问题，“现在最宝贵的彼此之间的信任已经遭到了严重损害”，没有信任将放大分歧，激化矛盾，容易走向极端。

　　南平医闹发生后，中国医师协会很快声明，对受到伤害的医务人员表示慰问，谴责针对医务人员的暴力行为。该协会会长殷大奎曾对记者表示，处理医疗纠纷，工夫在纠纷之外。中国医师协会正在努力作医学科普和医生人文素养培训。

　　“医学是个高风险的事情，也是一个有局限的事情。不是说你把钱堆上去，病一定就能治好，人一定就能救活。”殷大奎说，希望公众能够更加了解医学的局限性，“医生，医生，为什么不叫医死呢？就是要把病人医活。但是，医生不是神仙。现在，世界上的误诊率大概有20%~30%。”如果杨家家属了解这些情况，或许能够在发生不幸时更加理智，医闹也就不会出现了。

　　此外，中国医师协会在努力培训医生的沟通能力，教会医生怎么平等地对待患者，发生矛盾后怎么向患者解释以及当患者死亡时如何告知家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