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至庄

　　今天谈的是一个宏观经济的例子。前一篇文章谈了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应对意外的经济问题。现在谈的是宏观经济规律，一般情形下都适用的。

　　总产出包括消费、投资与政府开支。前一篇宏观经济的文章谈的是政府开支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本文谈的是消费和投资。

　　1985年8月，我在美国《政治经济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解释了1952年到1982年间中国实际国民收入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消费和投资。

　　关于消费的决定问题，凯恩斯于上世纪30年代提出了一个理论：消费随收入增加而增加，但消费与收入之比随收入的增加而减少。如果凯恩斯是对的，那么很容易推出以下两个结论：第一，收入的增长将会导致总需求不足，因为消费量的增长总是赶不上收入的增长；第二，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有必要增加开支以补充总需求。

　　事实证明，凯恩斯有关消费决定的第一点悲观理论是错误的，但他正确地指出了总需求不足时，政府增加开支能够增加总需求从而刺激经济增长。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实践凯恩斯的第二个论断。

　　二战结束时，美国总需求由于政府军用支出的减少而急剧下滑。根据凯恩斯的理论，美国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预计战后的美国经济将面临萧条。但实际上，二战后美国经济迅速增长。在这个历史背景下，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的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挑战凯恩斯的消费方程，于1957年提出了“持久收入”假说。之后他因在该领域的研究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该假说中，“持久收入”可以理解为代表性家庭或个人长期收入的一个平均值，即一个稳定的收入，消费与持久收入之间存在一个固定比例；在他研究的时期，这个比例在美国约为90%，并且该比例没有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下降。这是因为消费者在决定消费数量时所依据的是持久收入或者长期购买能力，而不是现期收入。实证分析也表明，持久收入相对于现期收入能更好地解释美国的总消费量。在此之后，罗伯特·霍尔又指出：如果持久收入假说正确，上一年的总消费量就是当年持久收入的最优估计。因此，它也是上一年最可靠的数据可以用来解释今年的总消费。

　　为建立决定投资的模型，我假定计划中的资本存量与产出成正比。既然投资是资本存量的变化量（当年资本存量减前一年的资本存量），那么投资就由产出的变化决定。这个理论就是众所周知的加速原理。加速是指速度的变化率，而这里的速度是指总产出的增长速度。当总产出持续增长但增长速度放缓时，投资就会减少。因此投资波动的幅度要大于总产出或总收入的波动幅度（总收入等于总产出）。

　　消费和投资是总产出的两个部分。消费是比较稳定的，其波动幅度小于总产出的波动幅度；而投资的波动幅度大于总产出的波动幅度。

　　将决定消费和投资的两个方程结合起来，我用1978至2006年的数据进行了估计。两个方程中的变量都扣除了物价上涨的因素。正如我1985年发表的那篇文章（数据来自1952～1982年）的结论，估计结果再次证实了持久收入消费理论和决定投资的加速原理。估计消费方程时，我引入了上一年消费（代表持久收入）和其他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只有上一年消费有影响力。证明了持久收入消费理论。在估计投资方程时，我同时引入了上一年收入和当年收入作为解释变量，结果显示上一年收入对投资的影响系数为负，当年收入对投资的影响系数为正，且二者的绝对值相等。这说明，正如加速数原理预言的，投资量是由收入的变化来解释。我还发现使用这两个时期的数据所估计到的结果相似。

　　消费和投资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宏观经济的基本运行规律。值得注意的是，不论在计划经济时代还是改革开放以后，上述消费和投资理论对中国经济都同样具有解释力。对这个结论如果有疑问的，请读1985年8月我在美国《政治经济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发表的文章。（作者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翻译：魏立佳、杨广亮、何泽、李学梅、周文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