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五大特点体现国企改革方向

　　在金融危机中，重庆国企一路主动，在大危机中大发展

　　■本报记者 童辰 ■王小妆 刘玉婷

　　日前一个凉爽的夏夜，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兼国资委主任崔坚与前来作金融危机专题调研的中国经济时报社长兼总编辑包月阳坐到了一起。

　　在座谈过程中，崔坚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显然心情很好。崔坚的好心情有两个原因：

　　一是就应对金融危机而言，早在２００８年春，全世界都还没有意识到“两房”事件会蔓延成一场大风暴的时候，重庆国企就采取了对策。然后一路主动，２００８年底更系统提出了借势进行五大结构调整，优化重庆国企组织、资本、产业、运管、监管等结构性内涵，全面提升竞争力。很多企业都在被动应对的时候，重庆国企则显示了整体的主动出击。

　　二是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又一次高度肯定了重庆的国企改革，并指出，重庆国企改革在与外资、民营企业竞争的过程中，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从公开报道看，这是５年来李荣融第三次从国企改革的普遍经验角度对重庆的肯定。

　　全国各省市区中，恐怕只有重庆享有这一殊荣。作为一张经济报纸的总编辑，包月阳当然对此很有兴趣。

　　“（黄）奇帆常务副市长不久前有过一个归纳，认为重庆国企的发展有五个特点，我觉得很中肯，也体现了国企改革的初衷和原则。”崔坚说。

　　金融资本和工商资本一体化管理

　　在重庆，除工商企业外，所有的地方国有金融企业，全部纳入重庆市国资委管理。其好处有四：一是金融发展的高回报也有相当一部分回流到国有集团。重庆的这些金融企业，国资委系统的大集团入股比较多。二是当需要优化配置的时候，国资委可以整体布局。三是当企业遇到困难需要重组时，国资委调度资源的空间更大。四是金融人才和国有企业资本管理的人才是互通的，各方面可以交流。

　　“国资委把工商企业和金融企业一起管理是一个非常好的优化配置的方法。”崔坚对此深有体会，在金融危机中，重庆国企能一路主动，在大危机中大发展，跟这一条关系密切，最新的数据显示，重庆国资委控制的资产达８５００亿元，“我们自己觉得是全国第五，李荣融主任说是第四。”

　　管人、管事、管资产相结合

　　这是十六大关于国资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重庆市坚定不移地予以贯彻落实。重庆国企的领导干部，由重庆市国资委党委直接报市委常委会审定。其他省市的一般体制是国资委党委报组织部，由组织部决定之后再报省市委常委会。从这个意义上讲，重庆国有企业得以很好地发展，和国资委直接管理企业干部、推动一批优秀企业家的成长密不可分。

　　“实际上，在国资委成立之前，重庆就已经把企业干部管理权从组织部分离出来。这要感谢两个人，是他们的远见、策略和果断奠定了重庆国企发展的组织前提。”崔坚说。

　　哪两个人？“一个是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贺国强，一个是当时分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李学举。”崔坚说，“他们俩在一起琢磨，就发现一个问题，国有企业搞不好主要是管不好。管生产的、管资产的和管干部帽子的，分别属于完全不同的部门，所以这个企业的死活，谁也管不了。”他们就商议成立一个企业工委，把企业干部管理权从组织部划到这个新部门，由经委主任兼企业工委主任，这样，管企业和管人就统一起来了。这就是重庆国资委能实现管人、管事、管资产相结合的基础。

　　这件事办得非常艰难，而且一直“杂音”不断。但是贺国强、李学举顶住压力办下来了，以后的市委书记黄镇东、汪洋、薄熙来又排除“杂音”坚持了下来。

　　重庆的国有资产预算几乎成了重庆的第三财政

　　通常各地政府财政预算有两个，一个是一般预算类财政，也就是平常讲的税收。第二财政是预算外资金，包括土地出让金等。重庆国企目前８５００亿元总资产，其利润除返还企业继续发展外，相当一部分（主要是八大投）用于重大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的投资。八大投现在有３４００亿元总资产，每年要投入３００亿到４００亿元，今年是４００亿元，用于重大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这每年几百亿的投入，使得重庆财政能够更多地用到社会保障、文教卫生事业和公共服务上。

　　所以，尽管重庆的财政在西部比较弱小，但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城乡统筹方面，各种教育卫生、公共服务方面财政保障相比其他地方更充分一点。比如，教育支出应该占ＧＤＰ的４％，但是全国３１个省市区，各地几乎都没有实现，但是重庆却做到了，就是因为重庆的国资预算充当了重庆用于发展的第三财政。

　　市属国有资本成了重庆市贯彻中央宏观调控的工具和杠杆

　　比如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重庆国有企业成立了一批担保公司，如与开发银行、三峡总公司建立一个３０亿元资本的担保公司，形成了２４０亿元为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融资服务的担保力量。目前，重庆有５０亿元国有资本在为民营企业做各种融资担保的业务，体现了国资和民营资本共同发展的一种调控。

　　又如引进外资的私募股权基金，有些私募基金要求本地资本出资２０％，这个时候就是国有资本出面，用２０％的资本，引入８０％的外资。这样就把私募投资、风险投资推动起来，这也是一种招商引资的调控能力。另外，各种社会不稳定事件发生之后，有时候需要财政来解决问题，但又不能直接用财政去解决，这个时候也是国有资本出来接盘。

　　渝富公司——重庆的中央汇金

　　这是重庆国企改革的又一个特点：重庆国企有一个类似中央汇金的公司——渝富公司。渝富现在有４００亿元资产，它的第一个功能，就是为各种企业进行债务重组。渝富成立五年来，已经累计为企业处置不良债务、不良资产近３００亿元。目前重庆的银行不良资产率很低，和渝富的运作关系密切。第二个功能，是为企业破产、搬迁提供资金周转。比如：重钢要搬迁，启动就需要１００亿元，重钢哪里有这笔现钱？这就需要一个杠杆，渝富就充当了这个杠杆。第三个功能，参与资产重组、企业重组、银行重组、证券公司重组、国有集团股权重组，成为一批国有企业的战略投资者。在这一过程中，帮助各类国有企业解决了问题，渝富自身也得到了发展。用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渝富相当于重庆各个国有企业的“啄木鸟”，专门把树上的虫子、问题解决掉。

　　“大的方面，就是奇帆市长说的这五个特点，小的方面就多了，比方说去年重庆市国资委支持库区、老少边穷地区１６个县建立工业园区，每个县启动资金是３０００万元，总盘子是５０亿元，国企还要率先进驻；比如说去年的汶川地震、前年重庆百年不遇的旱灾，重庆国企都冲在前头。总的来说，凡是国企改革政策框架中希望国企发挥的作用，重庆国企都体现了，而能够做到这一点，归功于不折不扣地按照十六大国资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推进改革，使重庆的国有企业得到了健康发展。”崔坚说，李荣融主任对重庆国企改革比较肯定，“如果说还有原因，那就是我们的基础非常薄弱，是东北老工业基地和西部现象困难的双重叠加，而当年国企全面脱困目标，重庆差一点就拖了全国的后腿，实际上全国国企全面扭亏为盈时，重庆还有７０％的大面积亏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