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国内经济已经企稳回升，但仔细分析上半年数据，不难发现拉动经济的主要是政府主导的项目投资和财政补贴刺激的消费增长，未来如何引导民间投资及时跟进成为当务之急。

　　上半年，我国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快速增长，为经济“保八”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专家表示，通常而言，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数值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高过3个百分点以上，而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几乎相当。这说明上半年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而民间资本投资尚未被拉动起来，所以抹平了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之间的差距。

　　在经济低迷时，短期内可以通过增加政府投资来代替社会投资的不足，达到刺激社会总需求和保持经济增长的目的，但从中长期看，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小于社会投资，尤其在我国政府赤字水平和风险已经比较高的情况下，扩大政府投资更具有不可持续性。同时，经济不景气时期，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可以忽略不计，但随着经济的复苏，“挤出效应”将会越来越明显，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削弱经济效率。

　　因此，当前需要考虑扩张型的财政如何稳步退出，以及如何转换国内经济增长动力，从政府投资拉动转向社会投资拉动。这一转换不仅关系到经济稳定回升，也关系着未来一二十年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路径。因此，政府应加大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力度，促进经济增长由目前政府投资拉动为主向社会投资拉动为主转换。当务之急则是，尽快放开对社会投资的限制，完善社会投资的政策环境，以保证增长的可持续性。

　　我们必须看到，当前，扩大社会投资面临许多不利条件。首先，社会资本在市场准入方面仍享受不到国民待遇，投资领域依然受到限制。时至今日民营资本投资在许多领域依然受到限制，尤其是金融、铁路、电信、交通、能源和港口等垄断半垄断性行业更是如此。其次，融资环境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而且，本轮投资调整周期的时间很短，各种失调的结构调整得还很不充分。

　　故此，要启动社会投资有必要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改善。首先，积极培育新的投资增长点。当前房地产业再次拉动经济复苏的基础已不复存在，需要形成新的投资热点，培育带动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先进生产能力。

　　其次，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拓宽社会投资的领域和渠道。消除投资领域中对社会资本的进入壁垒，给社会资本投资以“国民待遇”；严格执行《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以打破垄断，允许社会资本进入金融、铁路、航空、电信、电力等行业；阻止国外企业的补贴、倾销等不正当竞争对我国中小企业造成的损害。

　　第三，要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为扩大社会投资提供体制保障。严格界定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限制和缩小政府投资领域，逐步实现政府投资仅限于提供公共产品。

　　同时，通过税收、财政贴息、政府采购等政策扶持中小企业。借鉴国外经验，对规模较小的企业，所得税按个人所得税征收。清理行政事业性收费，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扩大对科技创新型、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贷款贴息支持规模和范围。加大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规模和支持范围。

　　最后，还要积极拓宽融资渠道，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一方面可以考虑加快设立非国有中小型银行进度；继续完善中小企业信贷政策，增加对中小企业贷款。另一方面，加快研究和制订相关法律法规，使部分民间信贷合法化，充分发挥民间信贷资本经营灵活、方便的优势。同时，发展风险投资基金，为民间投资者进行高新技术项目投资提供资金支持；建立和完善债券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