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复苏的“绿芽”已经枯萎，该不该再搞财政刺激的辩论变本加厉。在美国，主张继续出台一揽子刺激方案的人认为，以刺激计划的7870亿美元来抵消私人部门减支3万亿美元的影响实在是一厢情愿。失业率激增，超出预期。

　　虽然银行经过了资产重组，但那只够它们继续营业，其资产负债表依然脆弱。惜贷之风继续制约着投资。与此同时，由于去年的居民应纳税收入减少，岁入下滑，一些州政府正发疯般地削减开支。如果说今年2月的时候有出台新刺激计划的需要，那眼下这种需要就更迫切了。

　　然而，反对出台新刺激计划的理由也很有力。美国联邦赤字已达到GDP的12%，值得警惕；公债的GDP占比预计将翻倍，达到80%。认为美国能靠经济增长还清债务，就像上世纪90年代芬兰和瑞典在遭受金融危机之后所做的那样，这种看法似乎不太现实。

　　有鉴于此，更大规模的赤字支出只会激起对未来高税收和高通胀的恐慌。这将促使全球收支不平衡卷土重来。而那种前景可不会让消费者和投资者放心。

　　经济学可以两头争论，政治则全都指向一个方向。美国国会对新刺激计划没胃口。已经有人激烈批评国会没有看好国家的财政大门。第一个刺激计划实施得很迟缓，而且其效果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充分显现，这给议会里那批以讨好选民为业的政客提供了口实。

　　问题资产剥离计划（TARP）的效果令人失望，这已使民众和议会不再支持用更多的公共资金来搞银行资产重组。所以，即使一些人相信，根据经济学的逻辑，积极财政政策是当务之急，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这种政策得不到政治上的支持。出台第二个刺激计划远不是板上钉钉的事。

　　如果说，全球经济的总需求毕竟要有所扩大，那只能来自一个地方。不是欧洲，也不是日本，它们的负债比美国还高，人口前景比美国更糟。那只能是来自新兴市场经济体——比如中国。

　　问题在于，中国已经做了很多事来刺激内需了，一方面是扩大政府支出，另一方面是指导银行放贷。结果，中国的股市和房市又开始吹泡泡了。5月份，房地产价格同比上涨了18%（原文如此，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七十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今年5月全国房价同比下降0.6%，6月同比上涨0.2%——编者注）。中国官方开始担忧泡沫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

　　最明显的应对之道就是扩大进口支出。中国可以购买更多的工业机械、运输设备、炼钢原料，这些都是中国从美国进口货物中的大宗。通过进口资本品而增加支出，不仅可以避免中国国内市场过热，提升生产力（从而加强未来的增长潜力），还可以支撑对美国、欧洲和日本产品的需求，起到雪中送炭的效果。

　　这个策略不是没有风险。允许人民币升值以鼓励进口的同时也会抑制出口，而出口是中国经济的传统引擎。降低进口的行政壁垒会把更多的支出引向外国货物的进口，也许有些政府部门并不乐见此情形。然而，如果中国当真想接过一个全球领导者的角色，这些风险值得冒一冒。

　　问题在于，中国能获得什么回报呢？这个问题把我们带回了本文的起点，也就是美国的财政政策。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超过1万亿美元，它很担心这笔资产的安全。它想要美国保证不赖账，所以希望美国拿出一个在衰退结束后平衡预算的可行方案来。

　　可是，不客气地讲，奥巴马政府至今未能拿出一个像样的巩固财政的路线图来。如果它能拿出来的话，就既能让美国纳税人安心，又能让中国决策者放心。

　　我们生活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中，不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没有足够的力量独自领导全球经济。对中国而言，肩负共同领导的责任意味着多冒一些风险。为了打消中国的顾虑，美国得想办法帮助中国规避一些既存的风险。只有携手合作，两国才能领导世界经济走出当前的萧条。

　　（作者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 Project Syndicate，2009。翻译：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