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避免地方政府债务率持续升高，有必要修改和完善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强化地方政府的举债约束和债务管理，在完善地方债务统计核算体系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地方财政风险预警和控制体系，有效识别、预警和防范地方财政风险

　　 据了解，各地财政收入近年保持快速增长，有的年增速达到２０％－３０％。

　　 长期以来，许多地方政府依靠举债度日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各级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很难有全面、真实的统计数据。２００４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地方债务课题组曾在摸底中发现，地方政府债务至少在１万亿元以上；而按照平均数推测，２００４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负债总额为１０８００亿－１２０００亿元。然而，这一水平目前已被大大突破。

　　 财政部近期的调查显示，许多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增长过快，增长率居高不下，远远超过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其中城市建设债务成为地方债务的主体，举债搞城市建设已成为城市发展的普遍现象。另外，地方债务隐性化趋势明显，银行成为政府的最大债权人。由于还债高峰期的到来，这对于大多数还只是“吃饭财政”的地方政府来说，构成了巨大的财政风险。

　　 目前，在地方政府债务中，既有经常性债务（又称赤字性债务），也有融资性债务（也称建设性债务）；既有直接债务，也有间接债务（又称或有债务）；既有显性债务，也有隐性债务。

　　 在地方各级财政运行中，负债运营已经成为了显性的常态。正如此，倍感债务压力沉重的不仅是西部经济落后地区，就连东部发达地区的也同样倍感无奈。

　　 以全国百强县之一的浙江中部城市东阳市（县级市）为例。截至２００６年底，该市政府性负债达到了２４．１１亿元，其中市本级负债２１．６１亿元，街道乡镇负债２．５０亿元。另有１０．７亿元一年期的短期贷款、拖欠工程款４．０６７８亿元、拖欠农民土地征用补偿款２６３８万元等。这些数据显示，该市政府性债务风险监测指标均超过了浙江省政府规定的安全线和警戒线。其中，债务率达３１０％，超过警戒线（１００％）２１０个百分点。

　　 分析人士认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形成是转轨时期地方政府财权、事权分配不协调，举债意愿与举债约束失衡的结果。其一，转轨时期地方政府过于庞大的事权与有限的财权之间的矛盾是形成地方债务风险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原因。

　　 其二，地方政府强烈的投资冲动与投资约束不足之间的矛盾导致借贷投资居高不下。

　　 其三，公共投资体制不健全、民间资本准入门槛高，使得投资风险不断向地方政府集中，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政策不到位也对地方债务风险的形成负有一定责任。

　　 除此而外，地方政府负债的深层次原因是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展缓慢，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机制转换和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加上地方可用财力不足的压力，不仅使预算法禁止地方财政负债的“明规则”被事实上的普遍负债这一“潜规则”强制替代，也催生了许多地方领导干部扭曲的负债观，即借债不怕还钱、自己借别人还、不还钱还能借到钱的错误逻辑，进一步助长了地方政府的盲目举债。

　　 为提振内需实施的４万亿元投资计划已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进行。但是，４万亿元投资，其中中央政府仅占１．２万亿元，其余的２．８万亿元则需要由地方各级政府财政从各种渠道进行筹集。问题是，当前一些地方在争上项目筹集资金时，却过度追求项目规模，这样将会产生两种风险：一是债务率过高。有的财政配套资金与项目资金比例达到了１：１０，债务率远超风险警戒线，有的政府融资平台严重资不抵债；二是有的银行不要担保就向政府融资平台“扔钱”，贷款风险形势严峻。

　　 尽管我国地方政府适度举债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地方政府过度举债可能带来风险却是巨大的。不少经济界人士担忧，如果没有合适的财政规则来约束地方政府的过度支出行为，一些地方政府可能会因过度举债而破产。为避免地方政府债务率持续升高，有必要修改和完善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强化地方政府的举债约束和债务管理，在完善地方债务统计核算体系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地方财政风险预警和控制体系，有效识别、预警和防范地方财政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