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钢事件事发当日在厂区聚集的人群。

聚集人群就是用这块暖气片撞开陈国君藏身的房间大门。

　　建龙进入通钢可以回溯到四年前，在当时是个大事儿。虽然建龙只是二股东，大股东还是吉林省国资委，但却为中国钢铁业跨区域、跨所有制重组创造了一个典范。

　　而在危机尚未结束的今年3月，通钢本已宣布与建龙实行股权分立，建龙退出通钢。据分析主要原因是经济形势不好，通钢上半年亏损总计约11亿元，“属于国内钢企里亏损很严重的企业”。两个月后，钢材市场形势好转，到了7月，建龙又回来了。在这四个月中，吉林省国资委与众多战略投资者进行了商谈，最终仍把大股东的宝座留给了建龙。增资扩股后建龙持股66%，成为绝对控股股东，其他原有股东持股降至34%。

　　看上去这并不是一个复杂的并购重组，但发生命案意味着它一定还有比表象更复杂的原因。其实任何一次并购都是利益的重新洗牌，如果有利益相关方在洗牌中感觉受损，他一定会选择抗争，一旦正常的抗争渠道又不那么畅通，愤怒便会转变一种方式喷薄而出。

　　陈国君显然不该是愤怒的靶子，他只是一个职业经理人，即使在现场有过激的言辞也罪不当死。我相信殴打他的工人在事后也会明白这一点。他们发泄的只是愤怒和不满，陈国君恰巧成了发泄对象，在当时的情景下，无论是陈国君还是赵国君张国君都可能难逃劫难。而工人们真正应该怒颜以对的恰恰是事后给他们带上“不明真相群众”帽子的吉林省国资委。

　　在这起事件中，吉林省国资委难辞其咎。首先，作为大股东，在重组方的选择和放弃上都不能称得上慎重。虽然他们说用了4个月时间对多个方案反复论证、研究、比较，最终才同意建龙控股，但论证、研究、比较的过程却是非公开的，并没有面对众多投资方公开竞价，最终花落建龙有多少是公司和职工利益的选择已无法衡量。而案发后即宣布建龙永不参加通钢重组也给人匆忙之感。就在宣布这个决定的同时，吉林省国资委仍然说建龙入主是最有利于发展的方案。这就怪了，如果仍然是最优，就不该因一个命案而停止，因为即使是那些打人者也不会希望迎来的是一个更不优的并购。重要的是，没有任何一个最优方案能让百分之百的员工满意，永远有“少数群众”，这一次他们可以以打死总经理抵制并购，下一次呢？

　　这就是第二个问题，不满意的是不是“少数群众”？就在事发当晚，吉林省国资委的公告中称，建龙永不参与通钢重组是根据广大职工愿望做出的决定。原来，并购并不是广大职工的愿望。这个板子又要打到大股东吉林省国资委头上。在商言商，既然是大股东，就该知道并购者不管是建龙还是建虎都只是商人，它一定会选择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也就是尽量少花钱多甩包袱。这也正是工人担心的。而有责任打消工人疑虑并全力保护工人利益的，不是建龙恰恰该是吉林省国资委，工人包括退休员工待遇都是在选择并购者时要首先考虑的。最终国资委并没有重视“广大职工的愿望”，也让工人这个弱势群体的无奈暴露无疑。在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危机过程中，无论重组还是破产，工会始终扮演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也是谈判中主要的一方。反观通钢重组，工人很难加入到利益的博弈中去，一旦觉得利益损失过大，他们难免会爆发不满。只是殴人致死还要担上刑责，实在是最愚蠢也最悲情的表达。

　　陈国君死了，并购被叫停，通钢重组失去了“最优方案”，未来无论通钢还是建龙都会更艰难。在众多国企轻松吞下民企的背景下，一个民企收购国企的案例却以悲剧收场。这样的结果真是让人唏嘘不已。

　　通钢事件折射国企困境 废除重组方案非解决之道

　　《中国经济周刊》评论员

　　7月24日，国企改制大潮中最极端的一幕不幸发生：通化钢铁集团数千名职工因为反对民企入主，竟将后者派来的总经理陈国君围殴致死。当日晚间，吉林省政府紧急宣布，重组方案永久作废，事态方趋于平复。

　　事件发生后，各方纷纷抨击资本的蛮横和权力的懈怠。但是，面对这个很容易被情绪化的事件，无论案由如何，首先应当明确的是，杀人者必须接受法律的惩处以及道德的批判，身为最大受害者的陈国君和其家属，则必须由司法正义和社会良知深加体恤和救济。

　　事关群体事件，陈国君之死的浅层逻辑一目了然。恩格斯曾指出，“产生违反公共生活规则的捣乱行为的社会根源是群众受剥削和贫困”，将这种一般性的归纳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中，更具针对性的根源，应该是十七大报告所坦陈的阶段性困难和问题，其中包括“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等等。

　　解决问题首先需要分析问题从何而来。就通钢事件而言，如果说，通钢职工的不满情绪主要源自收入过低和失业之忧，那么，平息事态的解决之道显然不可能仅限于废除原定重组方案。国企改制过程中屡有发生的类似事件中，利益纠葛其实早就存在于改制之前；而国企改制的源头，也恰恰在于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很难维系职工利益，表面上比较高的劳动参与率其实不过是比较低的劳动生产率的浮夸表现而已。

　　经过艰难试错，国企改革近乎必然地不断逼向产权重组。伴随这一进程，反复暴露但又长期搁置的制度性缺陷是，参与其中的非公所有者出于天性，必然会谋求尽可能低的成本收购国资；而其唯一的谈判对手，也就是作为国资实际控制人的政府部门，既然缺乏足够的激励和约束去经营好企业，自然也会缺乏足够的激励和约束去完成好交易。

　　这种先天不足很难通过技术性手段予以救济。有调查称，已经完成的国企改制中的近60%附带有维持用工状况等额外条件，但是，这种煞费苦心的特殊安排是否合理、能否落实，以及会否进一步增加国资定价的复杂性等等，这些都很难给出乐观的预期。由此导致的交易成本不断高企，甚至最终演变为陈国君之死的极端表现。

　　破解国企改制这一困局的基本思路之一是，可以参照成熟市场的行之有效的通行法则，即，在自愿合约的情况下，某人如将他人置于遭受伤害或损失的风险之中，则该人必须从受害者手中先行购买这种权力。换句话说，国企改制中，除了那些真正归属全民所有，并因此只能由政府出面主张权利的既有利益之外，剩余部分（如职工的就业权利、受益权利）都应在明确划分产权边界的基础上，无折损、实质性地由职工自己出面谋求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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