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复苏后可持续稳定增长的核心问题是“高储蓄、低消费”结构问题。

　　在中国应进一步扩大国企分红范围，有计划地减少国有企业的政府持股比例，以增加国家当年财力，大力扶植居民消费。

　　加快组织和扩大民间资本进入投资领域，提高投资中的民营资本占比。

　　只要是有盈利回报的项目，除需要贯彻国家战略意图之外的，各级政府应该坚决做到“不与民争利”。

　　当前，中国经济在政府一揽子计划刺激下，已处于复苏趋势中。中国经济的复苏，也对全球经济的复苏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与此同时，当前中国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数据，包括货币信贷指标和资产市场走势等数据，也引起了海内外人士对近期经济政策取向的议论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程的担忧。

　　如何看待这些议论和担忧？毫无疑问，受美国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在全球经济的衰退中，多数国家的领袖与政要，出于对一国社会局势稳定的政治责任，是轻易不会采纳奥地利学派的思想的，必然会采取积极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减少失业，以稳定社会。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对世界经济复苏贡献度不断提高的中国来说，不管是从自身经济还是从全球经济角度看，过去的八、九个月所采取的宽松财政金融政策无疑是正确的，而且也取得了成效。现在，复苏趋势已经出现，今年的GDP增长达到8%是有希望的。明年GDP的增长能否继续保持相对平稳的高增长？下一步的政策是关键。因为在危机当头时，可以采取短期的非常规手段以扩大投资来弥补外需的急剧减少。

　　在经历一场全球性危机之后的数年内，全球经济不会再简单重复2003-2007年那样高增长的繁荣环境。在今后几年的调整中，世界经济必将处于低速增长阶段。而政府集中投资的财力空间在缩小，复苏过后不能持续采取复苏前的非常规政策。这样，可持续的稳定增长问题又会凸现出来。这也是目前人们常说的，中国国内的消费上不来，高储蓄、低消费的结构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真正复苏的基础是不稳固的、不扎实的。

　　进一步说，中国经济复苏后可持续稳定增长的核心问题是结构问题。结构问题又涉及收入分配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等各种结构问题。对目前中国这样一个开放度较高的巨大经济体来说，表现为宏观经济变量间失衡的主要结构问题是什么？在美国金融危机冲击下，这个问题已经看得很清楚，收入分配等结构问题是重要的问题，但其本身更多的是作为原因，进一步导致并集中表现在中国“高储蓄、低消费”这一最大的结构问题上。

　　那么如何解决“高储蓄、低消费”这一结构问题？过去的半年多来，政府在实行总量刺激政策中，已经关注与兼顾了诸多结构的调整。在扩大投资过程中，注意了向中西部倾斜，向三农投资倾斜，向民生投资倾斜。而且，在扩大投资的同时，也尽可能采取了各种扩大消费的政策。然而要想进一步扩大消费，又受当年财力限制。而且不断扩大投资的同时，“国进民退”的趋势在加重。而从社会资金流量表看，随着投资的不断扩大。企业储蓄率还在不断上升，居民储蓄率在不断下降，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活力进一步受阻。

　　如何解开这个“结”？也就是说，在继续贯彻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维护经济复苏的趋势中，如何抓紧解决复苏后“高储蓄、低消费”这一中国经济不可持续增长中的结构问题？显然，这里涉及的问题很多，包括收入分配改革、改善民生、支持三农、加强城乡统筹，培育科技创新等，但这一切工作都涉及到“钱”，都需要有新的资金增量。这里就开拓新的消费资金来源方面，谈二个问题。 (来源：经济参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