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成熟经验来看，建立森林保险制度是林业抗御严重自然灾害的最有效措施之一。但由于林业的周期长，林木面积大，森林植被丰富且价值难以确定，在森林保险制度的建立过程中，完全由保险公司进行商业化运作是不现实的。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自1984年以来，我国的森林保险虽然与其他商业保险同时恢复，但并没有获得与商业保险同样的发展。即使在1989年至1993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内部改革和林业保险发展的高潮时期，全国范围的林业保险承保率也仅占森林总面积的4%,年平均达到了1300万亩，累计承保7200万亩。以后则由于改革中止、逐年萎缩，发展基本处于停滞阶段。相关数据显示，自1984年至2007年的24年间，中国人保平均每年承保的林木只有1300万亩，仅占我国森林面积1.75亿公顷(2005年林业普查数据)的0.5％，占人工林保存面积5325.7万公顷(2005年林业普查数据)的1.6％。

　　“我国森林保险20多年的实践证明，作为保护弱势产业、公益产业和弱势群体、低收入群体的低保事业，森林保险无论其自然的风险特点，受益群体者的保障需求，还是经营者的利益，都难以通过商业保险的办法来同时获得满足。”郭永利通过长期调研后提出，四大因素成为商业性森林保险发展的软肋。

　　首先，因为林业同质风险标的出险概率分布的不均衡与农民参加森林保险的逆选择投保，足以使任何商业保险公司陷于高风险焦点，亏损和经营困难。比如：农民有7万亩林地，他知道只有其中的一万亩的区域经常容易出险，而其他的地方不容易出险，就买一万亩林地的保险，其他6万亩不买。另外由于大多数林农收入低、文化低，对灾害存在侥幸心理，一般都不买保险，这就使在一个县的区域内如果林地有800万亩，往往最多只有200万亩保险。这种个体和群体的双重逆选择性投保，导致保险公司承担的赔付责任高度叠加与集中，甚至使保险公司按照同质风险标的大数法则原理厘定的保险费率产生实际操作数倍的误差，形成大干大赔。实际上，过去20多年中国林业保险的商业化经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失败的。唯一经营林业保险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年平均赔付率多超过100%，有的达到300%，甚至700%。

　　其次，由于面对居住分散、收入低、规模小，且缺乏组织的农民，即使农民愿意保险，一是存在保费的收取和收取时间不同步的问题。二是存在保险公司直接对一家一户收保费组织十分困难的问题。就是说，农民由于每个家庭的收入差异和对保费承受能力的不同，难以在同一时间把保费交到保险公司，而在林业灾害发生大面积的损失的时候，保险公司收来的保费难以偿付大面积灾害损失。

　　第三，保险公司的机构网络优势在城市，不在农村。因此，无论是农业保险、渔业保险，还是森林保险，在边远乡村，保险公司的机构网点和技术优势都不复存在，掌控风险的能力被大大削弱。他们不得不依靠代理支付代理手续费开展业务。据调查，在一些地区代理手续费达20%，个别的达到保费的40%。有些农林代理机构拿完展业代理手续费，不承担任何赔付责任，更谈不上为保险公司控制赔付风险。这进一步加大了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和亏损风险，也使保险公司无法承受高成本、高赔付，而退避农林保险业务。

　　第四，道德风险的问题。一方面由于农民选择型投保和林地地域广大的原因，一旦出险农民带着保险公司查勘定损人员转地，往往把没有投保受灾地块的指定为参加保险林地，索要赔款；另一方面当农民把有用之材间伐之后，准备更新树林时，故意将余存部分炼山，编造失火原因，造成过火林木财产损失，以此索要保险公司赔款。还有就是农民把长不好的林地烧掉，更新让保险公司赔款。所以，在以往实际森林保险中，有“不保险不出险，一保险就出险”的说法。因为“出不出险”，有的农民在投保前就想好了。

　　对此，郭永利建议应大力推行政策性森林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但他同时提出，政策性森林保险制度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全局的高度统筹规划，既要求保险主体以强烈的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全力参与和积极推动，也需要充分调动相关部门、林业企业、林业专业合作组织、林农等社会各方的积极性。通过精心设计，科学规划，有序推进，逐步完善，确保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做好配套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