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财政部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央建设投资预算执行管理的通知》，要求项目主管部门或单位加快中央建设投资项目和项目预算执行进度，同时督促地方政府及时安排配套资金落实到位，将此前发行的地方债首先用于中央建设投资项目。

　　显然，中央投资的绩效导向与部分地方政府的财政分配产生冲突。原理上，中央希望财政刺激资金能够有效在各个地方经济群中产生推动作用，为经济增长提供微观基础。但地方财政的分配规律次序是行政支出能优先，各类项目反而放在其次。地方存在财政扩张动机，这使得其在争取中央资金上非常积极，但在实际的资金分配与使用上与中央的预设目标存在差异。一些地方项目可能只是地方政府一个争取中央资金的“工具”。因此，对中央而言，需要鉴别和跟踪项目资金的使用效率，以提高整体财政运作业绩。

　　中央需要反向激励约束和控制地方政府的曲线操作。此次通知中财政部要求，各地财政部门要确保中央扩大内需投资公益性项目的配套资金及时足额到位。凡没有按规定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券资金且又存在配套资金缺口的地区，中央将采取核减发债规模等政策措施。除了核减发债规模的惩罚之外，中央投资项目的预算执行结果还将成为今后安排项目下达投资计划以及安排和编制项目预算的重要依据。也就是将地方政府的远期财政扩展空间(后期的地方债额度与中央资金的划拨额度)与其当期的资金使用效率相挂钩，以促使地方政府在中央资金挪用与长期财政总额之间权衡选择。

　　这一制度设计可谓巧妙，但如何解决地方政府换届时不同班子的责任区域问题。即此届政府争取了资金，发生了挪用，但下一届在无中央资金争取先例的情况下不得不承受上一届的负面影响。对此届地方政府而言，当下的财政资金的扩充才是最主要和现实的，牵涉到本班子的政绩前途。至于下一届，或者说整个地方的长期综合治理业绩，不一定是其首先考虑的对象。这正如土地财政，当届政府更有兴趣尽量批出足够的土地，充实当期财政，而给下届的政府留下的并不多。这样就衍生出一个问题，中央资金在地方项目的使用效率，应该与地方政府整体绑定，还是直接牵涉到有关责任人，以便在其后期无论调往何处，都成为其政绩评定的一个依据。换言之，资金挪用等问题应该与当事人的政治生涯直接挂钩，而不是仅仅绑定到抽象的作为集体的地方政府。

　　单纯来自中央政策的约束，并没有改变地方政府“向中央负责”的特点，这使得地方在争取中央资金时需要付出过多的额外成本，而在执行时由于中央监督的成本问题，地方拥有过多的资金操作自由度。为了弥补这一缺憾，必须加强地方财政监督，强化民众对于地方财政的投向决策以及监督执行的参与度。如建立公正透明的资金划拨与项目公示制度，以及来自地方民众的举报与反馈机制，形成中央-地方-基层民众的信息反馈环，加强对地方政府的行为约束，最终提高中央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挪用比例。